权力的异化与回归:重读王力雄的《溶解权力》

 

 

权力的异化与回归:重读王力雄的《溶解权力》

 

笑书

 

四年前曾拜读过王力雄先生的《溶解权力》一书,当时限于自己的识见,虽一时颇感收获多多,但只是在一些认知点上,很多地方还是不甚了了,未能串接成一条主线,因此过了段时间,记忆中残存的印象已是不多,只依稀记得“权力源自对信息的垄断”、“意志的矢量求和原则”等碎片。四年后的今天,因某种心灵的触发,又重拾起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虽说贪读十本不如精读一本,但能让我重读两遍甚至三遍的书并不多,如果有,一定是即通俗易读而又富含思想营养的,王力雄先生的《溶解权力》及另外几本书即在此列。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文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了我们很多营养丰富的知识和观点,还在于它能给我们更多的视野,引发或指引我们的思考,即使最终需要对这本书进行适度的批判,那它也已达成了传递智识的目的。

 

先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罗列了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这种问题的提出和矛盾的罗列为我们读者的思路做了很好的引导。随着作者的引导,就像走进了一个很奇妙的长廊,以往经常遇到的景象换了个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新奇。

 

除了提出问题,构建理论体系,先生更注重的是可操作的方法,所以此书的前言就命名为“世界需要方法”。然而先生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看似新颖,也很有建设性,但在严谨性和完备度上尚未能完全令人折服,这一点作者本人或许也有所认知,所以曾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贴出,征询其他人的意见。笔者对“方法”执着的探求,及这种真正务实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所以,在前半部的理论分析部分,有些段落简直是字字珠玑,智慧的词句简直俯拾皆是;从矢量求和部分开始,虽观点新颖,但有很多尚待商榷的地方,或需要补充完善之处;至于后半部的“递进民主”部分,则颇能引发争议。然而,即使是半部好书,已足以令人折服,何况后半部的“方法论”虽不够完善,但也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极具意义的。

 

一个学说的建立,尤其是关于理想社会结构的学说,纯靠区区十几万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难免还有很多需要深入或展开阐述的,但这样一本书确实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打开了一个思路。其实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思路,顺着合适的思路走下去,合理的解决方案一定就在不远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

 

以下,随着先生的思路,让我们进入“溶解权力”的逻辑世界。

 

王力雄先生在书的开篇便试图对权力的实质做出定义,要做出这样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权力”就随之进化了几千年,表象盘根错节,其实质早被掩藏到各式各样的解释之下,无论谁再重新做出解释,必然会遭到其他流派的批驳。然而作者独辟蹊径,先提出什么“不是”权力,在否定了图章、职位、强力等一系列最直观的认知后,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权力是一种“天经地义”式的运转,“人们对权力的服从经常是无条件的,根本用不着强制,即使有时使用强制,大多也是‘天经地义’的强制而非强力的强制。”进而推论出,“只有在同一系统内,权力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只要一个人属于一个组织系统,并且认可那个系统的规则与运转,那个系统对他便具有了权力,从而使他的个人意志或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服从。”而人们之所以对这种“权力”认可,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这样的系统。所以,“权力保证人的生存,这是权力的第一要义,权力管束人甚至压迫人,这是权力的第二层次。”这样,就解决了权力存在的基础的问题。

 

然而,权力是怎样形成的呢?作者先推论出了“社会系统的首要职能便是沟通信息”的结论,这样,控制了“沟通”,就等于掌握了系统及内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命门,也就能让成员“天经地义”的服从,维持既得权力的关键在于控制沟通,包括纵向沟通和横向沟通。

 

所以,沟通是一种权力资源,这样就自然进入了对“沟通”的本质的探讨。

 

沟通自有其运行规律,除了“沟通”本身的规律外,也受制于“人”的生物特性。王力雄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息沟通”的概念:“完整的沟通,应该既指沟通参与者之间具有传递信息的充分而无阻碍的管道,又包括彼此都能正确地理解、掌握和处理所沟通的信息。”按这样的定义,人们进行全息沟通时自然会存在上限,即超过了一定人数,这种直接沟通就不可能达到“全息”的效果,这种沟通的极限将必然催生出“间接沟通”,“而沟通一旦从直接变为间接,就必须借助于某种‘结构’才有实现的可能。”而有了结构,自然会产生“信息枢纽”,这种间接的结构至少起到五个职能:合并信息管道、集中处理信息、指挥社会合作、统一决策、程序化。再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权力的影子。

 

作者接着对沟通结构的各种模式进行了描述,最终还是归结为一点:“如果没有固定的沟通结构与程序,沟通的协商代价会大得不可思议,成为实际上付不起的成本。”正是人对这种结构的依赖性,催生了权力的起源。回复原始社会的演化,氏族长老之所以成为了“掌权者”,确实也是因为他掌握了氏族与外界沟通的信息枢纽,而不是他本人的孔武有力。更进一步的描述是:“不遵从既定的程序和管道,以其他方式进行沟通是无法得到呼应的,这就是权力的根本倚仗,也是其能够具有‘实体性’的缘由所在。”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权力不是职位本身,而是职位在沟通结构中所起的枢纽作用。”

 

“不管系统成员是否愿意,他们只有遵守程序,服从枢纽,才能得到沟通。这就是权力。”

 

“强力肯定是权力的一种保证,但它更多的作用是在镇制对既定权力结构的破坏,而非为日常的权力实施提供力的来源。”

 

“权力最根本的力不在别的,正是在于它对沟通的控制。”

 

“因此,剥掉权力的层层外衣,它的内核所呈现出来的,其实只是在间接沟通结构中运行的程序。”

 

读到此处,不禁掩卷长叹,豁然开朗,多年来的一些云遮雾绕的疑问忽然被回答得如此清晰而简洁。

 

作者接下来对于金钱、道德、宗教、大众媒体、知识等非组织形态如何形成权力的论述,虽然篇幅不长,但同样精彩。

 

比如金钱的力量,它可以说具备当今社会中最广泛意义的权力,王力雄先生给出的精辟的回答是:“它是一个身份单一的枢纽,没有复杂的层次,因而沟通简单明了”,“它不带倾向,没有立场,不搀杂人的变数而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因而容易‘说服’人,易于把各种力量集中在它的旗帜下,也因而能把它的触角与统治伸进一切领域”,“金钱是当今人类一切沟通中最广泛的沟通”。

 

比如道德的力量,“道德虽然不能直接制裁你,却能阻碍你与社会其他人的沟通。你不遵守以道德形式存在的共同依据,别人就会防备你,排斥你,堵塞与你的沟通,你就可能处处受挫,最终一定影响到你各方面的实质利益。”这大概就是道德的权力来源,不服从于它的,就将被切断沟通的路径,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将收到威胁。同理,当一些道德标准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约束力了,比如贪污腐化,大众已经不再“防备你,排斥你,堵塞与你的沟通”的话,道德的约束力当然失去了效用,这类行为当然会疯狂滋生。

 

宗教更明显,因为神职人员掌握着与神沟通的枢纽。

 

至于知识形成的权力,是因为“随着社会日益专业化,知识除了是人类与自然世界和客观规律相沟通的纽带,还是社会与专业领域沟通、获得专业功能服务的唯一可能”,“这便是知识权力的来源与保证”。关于由此衍生的“知识官僚”问题,作者在后面更是有精彩论述。

 

人类社会构成的复杂,交往形式的多种多样,势必使每个人之间进行充分直接的沟通变得不可能,为提高沟通的效率,使社会体系有效运转,只能依赖“沟通枢纽”承担起“代理”沟通的职责。而沟通枢纽们就此垄断了双方的信息源,从而获取了信息源。这样,为了能和其他人正常交换信息,沟通的原来主体——人——便被剥离出来,被迫附属于这些枢纽,甚至服务于它,这就是权力的异化。为获取更大的垄断权力,枢纽们甚至会限制、或不允许沟通,以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性和私有性,这就是权力最大的异化所在。

 

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正如人类社会演进所呈现的一样,社会沟通的日益复杂化为权力的私有化提供了可能,权力结构也逐渐脱离社会的母体,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的另一元。“权力私有”使权力有了自主的封闭空间,这时权力进行的沟通再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是根据当权者自己的意愿。此时,社会的沟通枢纽已完全异化为自具生命的“权力集团”。

 

读到此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权力的实质就是控制住了沟通,要打破权力垄断的格局,就只有从建立社会主体间的沟通着手。一切极权的社会,如果想维持这样的极权体系,必然会抵制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机制,所以官员如何获得任命,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极权社会的有效的判断依据。而与此同时,限制民众间的横向沟通,包括控制媒体、互联网、集会等,也成为必然的手段了。

 

从美国社会的设计来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其实就起到了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作用,因为民众能通过新闻媒体和集会等形式很容易地相互沟通真实想法,虽然这还远未达到“充分沟通”的程度,从而对权力也只能是有限的限制和监督,而且从时间上来看,也往往是“事后”监督,但毕竟比一个禁止民众间自由沟通的专权社会进步了很多。建立沟通就能有效限制和溶解权力,由此可见一斑。

 

先生由此谈到民主社会问题。目前的民主社会主要是基于大规模的社会选举,而此类选举时,民众往往是根据媒体宣传等途径了解候选人的信息,由此做出基本判断。因此,民众不过是在比较竞选者通过媒体创造出来的形象,最终选择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喜欢或讨厌谁。所以,选举结果往往是建立在个人做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结果的错误往往和个人意志认为的正确相矛盾。

 

在此,先生提出了“群体意志是个人意志的矢量之和”的概念。“矢量求和”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理解“沟通”与“妥协”的问题豁然打开了一个窗口。确实,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时,往往并非“是”或“否”那么简单,所以形成的最终结果也往往并非意志力强的一方完全战胜意志力弱的一方,而是在两者的意志取向之间寻求到一个更能被双方接受的结果。当然,在这里先生提出“这些矢量虽然方向不同,大小却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个人的意志力应该还是有大小之分的,这体现在沟通时对自我观念认知的清晰程度、以及执着程度上。当然,在一人一票的投票环节,意志力体现出来是平等的。

 

按照物理学矢量求和的规律,当两个矢量的方向夹角越小时,其方向越趋于一致,其求和的数值将被放得最大,反之则相互削减、抵消。这比较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当群体的意志在一个瞬间指向趋于一致的,比如同声声讨某一件事、或支持某一件事时,群体的能量将被放大很多倍,即使其中单个个人在某些细节上未必意见完全一致;而群体若意志指向过于分散,众口不一,则可能最终只能形成一个被极度弱化的产出结果,比如一个只谈及原则立场而不触及实质问题的声明,或采取一项非常保守的行为,甚至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个人意志不也是可以引导的么?尤其是很多时候,人对自我意志的认知很模糊,通过教育、舆论宣传洗脑,使个人意志更指向一致,这样统治就更加稳固。文化的力量(或在某些极权社会所宣导的共同理念)在此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

 

回到书中,先生认为意志的组成包括进行判断、确立目标、做出决定,在此做些摘录:“对于个人意志,判断包括是否满意自身目前生存状况,不满的根源在哪,怎样造成的,能否克服等;目标包括想得到什么,怎样的生存状况更满意,最低希望,最高理想,眼前目标,长远目标等;决定包括如何实现目标,计划安排,行动步骤,根据愿望与现实的差距所做的调整与妥协等。”这种提法至少对我而言,是觉得很新鲜的,把它移植到本职的管理工作中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先生还谈到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人类结合成社会,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主义、增长经济或发展文化等等,那都是手段或结果。人的目的只是求自身生活得更好——即个人意志的满足。若这个命题成立(本人也比较倾向于认同此命题),则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看上去很美的、以集体主义为名的社会理想状态,若不能最终为个人意志服务,那就是不合理的、应该被推翻重来的。这里很自然得出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以人为本,而非以国家为本、以民族为本,更非以某个政府、政党为本。这大概也算是这本书意外衍生出的思想成果吧。

 

先生通过大段的论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满足社会意志,这是社会的基本性质。最好的社会状况就是使社会意志得到充分体现,而最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能使社会意志永远体现的制度。

 

然而,在拜读这些论述的过程中,也会形成一个疑惑:每个人个人意志的表达,常常受制于他的社会位置、专业背景,这些不但会影响到个人意志的形成,也制约了表达的后果。意志无法被传递和表达,或者没有用行为进行表达,则无法形成效果,只能被视作零矢量了。所以,是否有必要将累加的矢量定义为“被表达了的个人意志”?

 

另外,量与质的关系是否就如物理矢量叠加般简单?最终结果的形成是物理性的后果、还是化学性的后果?这一点好像也需再深入判断。

 

由此,理论上来说,合理的群体意志结果应该由个人意志“矢量求和”得出,但在现代选举社会,因人群规模的庞大,不可能直接进行每个人之间的充分沟通,所以只能由“投票”的形式进行。投票的特征就在于,只有“是”或“否”两个完全对立的选择,个人意志在此失去了方向性,“矢量求和”在此转换成了“数量求和”。不仅如此,对于进行讨论的“议题”而言,也只能由少数特殊社会成员制定既定方案供社会选择,由此他们行使权力时的个人意志就成为了权力意志。于是权力产生了异化,变成了掌权者的个人意志,而非公众意志。而“矢量型求和结构”变成“数量型求和结构”后,权力意志(而不是社会意志)成为主体,并衍生出统治结构,而这种模式也进一步强烈地助长了精英意识,因为身为精英的当权者才能为社会制定整体方案。

 

“数量型求和结构”使权力意志与社会意志相分离,并催生出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中权力意志和社会意志之间的断层成为社会沟通的最大障碍。权力意志不符合社会意志时,往往会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动荡;当恰好“碰”到一起时,就形成暂时的社会和谐。历史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统治结构内无意识的个人行为往往碰巧符合客观的铁律,此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清官”或“好皇帝”。另外,权力意志为了维持统治,经常会主动地去找社会意志的契合点,然而因为沟通渠道的断裂,要高频率地维持“吻合”的状态并不容易,而且在这种模式下,如何保障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就更是需要一定的智慧了。

 

以民族、宗教、阶级、政党、阵营等种种形态出现的群体,其内部也存在二元结构,群体成员往往被灌输意识形态和被迫接受“统一意志”,再经过数量求和,个人意志的矢量性质被消灭,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数量”,而整个群体形成一个大矢量,作为对外沟通的单元。在此过程中,个人就被“代表”了。我一直持有这样的判断基准:不管是何种方式的教育,传递的是什么内容,只有允许二元价值观矛盾的并立才能叫教育,否则就是洗脑。

 

矢量求和多形成妥协与双赢,但比较耗费精力;数量求和多形成压服与单赢,但显然效率更高。占据较大优势的一方为图自身的方便,往往会倾向于数量求和模式,大矢量们之间在力图将对方作为“数量”加进自己的矢量时,往往就产生暴力,甚至上升为战争。

 

社会的演进就是这样一步步由原点逐步进化到所谓的“高级形态”,并迷失了原点,而有些“高级形态”看上去却是如此丑陋。想到此处,不禁喟叹不已。

 

在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意志往往发生扭曲,并对权力意志传递压力和反扭力,促使权力进行滞后的更新与调整。为了给变革提出明确的整体目标和决定,就需要一些叫“思想者”的特殊人物,在理性上把握宏观世界,在权力意志之外为社会意志指明消除扭曲的途径。就我的理解,思想者对社会意志进行解读和提炼,用一种更为系统和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表达,思想者甚至帮助和引导社会意志理解自身,将模糊变为清晰。如果说“精英意识”通常是一个中性词的话,那这里的“思想者”无疑是在表达一种褒义的精英概念。

 

在论及权力的困境时,在权力意志的一端,或叫统治端,先生谈到了官僚主义、腐败、权力倾轧、专业垄断与勒索、作茧自缚的法律等几个话题。其中对官僚主义有许多精彩的论断,摘抄一段如下:“本质上,官僚主义是一种以官僚机器为本位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它不把机器的输出——即机器所要执行的功能和发挥的效用作为目标,而是把机器自身的运转——程序、教条、因果、环节的衔接、完整与圆滑等作为最高宗旨。它使官僚机器既脱离操纵者(当权者),又脱离所施加的对象(公众),成为一个具有极强保守性和排他性的独立体系。”官僚主义使决策迷失了原点,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以制度作为了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先生在此处用有限的几个段落对其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解剖,可谓痛快淋漓。而专业垄断与勒索部分也引起我在日常工作上的共鸣:精密的分工使专业成为了专家的资源,因可置信的威胁(行为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这些专家们可以和专权者达成博弈的结果,以交换和分享权力资源,比如某些技术方面的专家,或拥有个人垄断性客户资源、公共关系资源的员工。

 

在社会意志的一端,或叫公众端,也存在偏见与局限、物质主义、“吃肉骂娘”现象、政治冷漠症等问题,在此谈两个印象深刻的点。

 

对于一个大规模社会,所谓偏见与局限的存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先生看来,问题在于这所有的偏见和局限被纳入一个什么样的求和结构,导致的结果将完全不同。比如“投票的非此即彼本来就会使人的偏见局限在表达上趋向极端,更糟的还有,选举计票又以数量求和的方式将所有投票者的局限偏见累加起来,成为整体的局限和偏见。”另外我觉得,应承认这种局限和偏见的先天的“合理性”,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利用和引导了,而不是做无谓的“教育改造”。而在物质主义方面,正因为人类社会是“数量型求和结构”,个人意志只有进行极度简化,才能转化成可叠加的数量,而最终被突出出来的只有个人意志中彼此相同的部分。显然,人们在其它方面的需求是相异的,对金钱的追求却是趋同的,因为金钱是最简化、最标准的符号,这种被简化的需求通过数量求和越加越大,最终体现为整个人类的物质主义浪潮。

 

此书一直写到此处,都是对问题的提出与分析,到此为止,先生的论述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在接下来的“个人意志的矢量求和”、“逐层递选制”、“逐层递选制社会”等章节,就是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先生开篇谈到的,“世界需要方法”。说实在的,虽然在后面章节中仍有大量精彩闪光的思想闪现,但有很多观点、论断是需要存疑、或进一步商榷的。然而不管怎样,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极具价值,提出合适的问题,往往是解决问题的一大半,接下来只需要找出合乎逻辑和直观感受的解决方案而已。

 

 

(三)

 

至目前为止,此书给了我们至少如下启示。

 

启示1:很多东西,包括“权力”,在其自然进化的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异化,丧失其本源的特征,甚至反过来控制住原点的主体,如先生所说:“权力本是为人类实现沟通的结构和程序,是社会的工具,却异化成统治和压迫人类的力量。” 大到国家治理、企业管理,小到家庭生活、娱乐休闲,最常见的就是将手段当成了目的。如果不能找到回归的路,我们就将一直陷于各种困惑,迷失方向,甚至背离初衷。

 

启示2:“矢量求和”道出了妥协的本质,在“个体平等”和“团体最佳结果”的基础上,为我们建立了直观的沟通模型。由此我们知道了“积极地妥协”应该成为沟通协调的基本态度和模式。然而这需要信息充分沟通的前提,应该是基于相互准确、全面掌握信息基础上的妥协,而不是基于误解的妥协,否则可能产出一个双输的结果。

 

启示3:“权力”的秘密在于控制了沟通的枢纽,掌握了这个秘密,既能帮助溶解权力的壁垒,也可能被用于强化权力,加强统治控制。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开这个秘密是否有点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如果说《溶解权力》在前半部分主要描述的是权力如何被异化、曲解,成为社会主体成员的对立面的话,后半部分就是在力图找出如何让权力回归本源的路径和方法。先生开出的药方就是:以自下而上的个人矢量求和,在基于经验范围内产生“和载体”,并以逐层递选的方式向上递进民主,在不断的矢量求和、而非一般民主社会的数量求和中,逐渐构筑起逐层递选制社会结构。

 

应该说,这样的思路且不管其可行性和现实困难程度,至少很有建设性,而且先生也试图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包括简洁清晰的一千三百多字的实施流程,这种强烈的实践精神,和一些只会谈概念的“学者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可惜的是,在论述方法的可操作性时,先生显然使用了一个不太合适的背景领域——企业管理。

 

先生主要使用了生产班组里如何通过个人矢量求和选举出班组长的例子,以及由此如何一级级选出更高层的企业管理者。但先生可能忽视了两个因素:

 

一、    社会选举中选举的是公权力,而在企业里,尤其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企业里,更多的是私权,所以我们可以说人民赋予了政府权力,但在企业里,更多的是说上司“授予”了下属权力,即我们常说的向下属“授权”。所以,企业中的管理权力天然的是由上至下“授予”的,下一级管理者的权力是对上一级管理者的“分担”。

 

二、    社会组成的目的诚如先生所说的,是使个人意志得到最大化满足,也就是说,社会形成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于其中“人”,是真正应该“以人为本”的,由此产生了国家、族群等,基于这样的目的,才会有社会“公权力”一说。但企业组成的目的显然不会是员工个人意志的最大化满足,而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主或股东们个人意志的最大化。现代企业是以资本的占有作为“所属权益”的判断基准的,而非社会权力领域中的“个体平等”假设。

 

这两点基础的不同,使得先生的精彩阐述显得有些地基不稳,阅读中也感觉有些别扭,很多地方和常识相悖。比如先生假设的前提是,选举出来的各班组长相互间很熟悉,可以充分沟通以进行更上一层的决策,但企业里有时流动率很大,班组长离职后只能选出新的,由这些不熟悉的人一起进行管理决策,违背了先生“和载体”的假设前提。又比如企业中天然存在职能结构的不同,很难把财务部、人事部的职员和生产车间里的工人放在同一层级进行“权力选举”,而且当选出来的人“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加薪100%,该如何处理?因为这样虽不符合企业的长期利益,但员工很可能明年就离职了,并不在乎所谓这点。另外,每一次层级管理者的变更都需要经过逐层选举、及新当选者的逐渐熟悉适应的过程,面对瞬间万变的市场环境,这显然也不符合管理效率原则,更何况在很多领域,管理者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和经验,而非是否“得民心”。所以在企业内部,除了如工会主席等少数职位外,大多数管理职位好像并不适合逐层递选的模式。而先生提到的“经逐层递选产生的车间主任们就将不再接受原工厂领导人的指挥,而将其和平地架空。”但在实际管理中,没有掌握财务、管理信息等资源,怎么可能架空?而企业私有的性质也决定了老板“有权”不将这些资源交给一般员工。从另外一些论述的细节中,也可看出先生对企业管理的认知还比较薄弱,所以凡事涉及到这一方面的论述,都难免陷入想当然、且流于表面的境地。

 

由此,我们看到“逐层递选”在企业管理中好像存在企业私有与公共权力的矛盾,管理技术必要性的矛盾等。或许只能是在涉及公权问题时,逐层递选出的架构有效,但在日常管理运行时无效。

 

先生在社会组织分类中提到,社会群体以n为单位选举代表人,并逐级向上递延,然而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人口流动频繁,人口流动后需要加入新的n,但这样会挤占新n的上限份额,操作上将极其复杂。而先生提出的“一个众权组织甚至可能愿意同时纳入多个逐层递选的序列,使其集体意志通过不同管道充分且立体地表达。”然而当个人因不同角度的利益诉求而加入不同的组织时,个人就被同时捆绑了,而个人希望退出时,组织的“合法性”又将因人数的不足而受到质疑。这种动态的调整将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且这种个人以多重身份参加社会决策,可能导致组织的数量多于人的数量。以上的这些变化,使得整体的协调和控制变成难以实现,也很难想象出有什么组织和机构可以承担这样的职责。

 

另外,在立法层面,先生的假设是,先由基层的民众形成自己的低层立法,然后选举出的高层代表进行高层立法。但高层立法应该是高于低层立法的,一旦高层立法与最初的低层立法相冲突,低层的法就不得不反向递延修正,如此反复。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不妨碍这本《溶解权力》成为一本绝对值得一读的好书。读一本好书的好处就在于,借助一个认真思考的大脑,我们可以更轻松地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得到更多更深刻的认知。

 

权力,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演化,已经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境地,而先生试图做的,就是为权力的回归找到一条简便易行的路,权力的回归,也就是社会的结构回归到简单。必须承认,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难题之一,一直到目前的“三权分立”,也只是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只是暂时制约了权力的泛滥,却并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掩卷而思,对书中的各项分析的“判断”十分认同,并深表折服,对书中提出的“目标”也十分认可,但对书中倡议的“决定”却报以一丝犹豫,不是想否定什么,只是觉得论述得还不够充分,还不足以令人完全相信这种模式的可操作性,毕竟作为新鲜的观点,没有得到过既往经验的支撑,离生活经验相差太远,而且在逻辑论述上又总给人略显单薄的感觉。但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思路“不行”,确切地说,是总给人以“不放心”的感觉,所以只能是暂时存疑,以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完善,或因此衍生出一条更正确的思路。

 

然而,不管本书结论的得出是否令人信服,但至少对现状问题的解剖还是非常透彻的,关键在于作者采用了一个“回归原点”的视角。好的视角往往是分析高效、合理的一半。不管探索的结果如何,都不能否认作者的探索是前沿的,哪怕只迈出一小步,这探索的本身就极具意义。对于未来社会的形态和结构,作者并没有(也没有打算)给出答案,而只是给了一个方法和思路。

 

一个学说的建立,当然来自于对现实社会的认知,然后再通过从现实社会中不断搜寻补充证据来强化自身,并力求能完全涵盖和合理解释社会现实中相应的一切现象。当这一点已经达成,学说也就比较成熟了。而我们在理解这个学说时,也会不断拿其中的观点对身边的事物进行验证,得到验证的事例越多,我们对该学说就越能接受,同时我们也越能熟练地掌握其中的原理和方法。

 

当然,通常意义上的“学说”只是建立在“当前”时代的背景之上的,它的前瞻性如何,至少还需经过两个考验:一是是否符合纯逻辑上的推理,以“可信地”推断出未来的趋势也是如此;二是是否符合历史事件给我们揭示的发展规律,以使我们相信按照这样的惯性和规律确实能得出对于未来世界的答案。

 

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作为试图建立一个体系学说的著作,不似那些“基于注解的注解”的所谓专著,居然没有一处对其他著作的“引用”,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对常识的理解和在逻辑链条上的追溯和推理。

 

这是一本写成于多年前的书,经过这些年的思考,王力雄先生的认知又进展到何种程度难以了解,所以以上的感言只能是针对当年那个思想的片断做出,对于王力雄先生本人,哪怕除去对其学识和见解的评估,仅仅对于这样一位坚持独立思考的灵魂,也应该致以足够的尊重敬意。

 

2008-4-7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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