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无声英雄

 

西藏的无声英雄

 

作者:潘卡吉·米舍尔(PANKAJ MISHRA

 

翻译:李骏 

 

 

今年早些时候,在登上中国新开通的由北京开往拉萨的列车前不久,我见到了西藏诗人和作家唯色(她只用单名)。她坦率地说起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这在总是回避与外国人交谈的内地西藏人中并不多见。她指责新近建成的通往拉萨的铁路是一个“殖民措施”,并且说,北京的共产党领导希望斥资40亿美元以加快汉人向西藏移民,从而掠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

 

让唯色闻名于国内和流亡藏人的与此类似的观点,也使得她与中国当局之间麻烦不断。2003年,中国当局查禁了唯色最受欢迎的作品《西藏笔记》,还解除了她作为《西藏文学》编辑的政府公职,并禁止她离开中国。

 

由于不愿意接受撰写文章赞扬通往拉萨的铁路以接受“再教育”的责令,唯色离开了西藏,现在与她的丈夫王力雄住在北京。王力雄是一位专门研究西藏、藏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族群问题的汉族作家。在香港和台湾,以及偶尔在中国南方相对比较独立的杂志上发表汉语作品是唯色和王力雄两人的生活来源。她还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和诗歌,而中国当局则不断地查封这些博客。警察一直在监视她和王力雄以及他的母亲同住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所公寓。

 

作为一名西藏异见人士,唯色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她的父亲有一半藏族血统,曾经是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对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西藏人口建立的共产党统治,并最终迫使过去的统治者,达赖喇嘛,与成千上万的西藏人一起逃往印度。唯色出生于1966年,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她学习用汉语阅读和写作而不是藏语。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偶然读到一本美国记者约翰·艾夫唐(JOHN AVEDON)关于西藏现代史以及中国人给西藏带来的灾难的书,在此之前,对于中国人在西藏的存在,她从未有过疑问。

 

2000年,她见到了王力雄,王力雄鼓励她公开地批评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在2005年,有几位在印度和欧洲的译者将唯色和王力雄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语。由于是在瑞士私下发行,并且由于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紧迫感而非文学抱负,所以这些译文因各种病句和错别字而遍体鳞伤。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是王力雄关于将来民主化的中国与少数族群之间可能的宪制安排的理论。尽管如此,这本书——尤其是唯色个性鲜明的文章和王力雄对中国政策的批评——由于揭示了西藏的现状而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地区在中国人推助下的现代化如何获得自身的内在动力,即便此时达赖喇嘛已经受到布什总统的接待,而中国政府的中级官员与流亡的西藏社区的代表也开始了定期会晤——2002年以来举行了五次——以探讨西藏的政治前景。

 

西藏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暴力摧残似乎已经成为过去,那时,追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封建右派”的红卫兵们杀害佛教僧侣并摧毁庙宇和寺院。得力于超过百万的游客以及来自北京的慷慨补贴,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去年增长了13.2%,高于全国10.4%的平均水平。街道两旁满是琳琅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夜总会、发廊和按摩房(经常是经过乔装的妓院)。游客们几年前还能够得见拉萨中世纪的风貌,而今已难觅踪影。写着邓小平的精辟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广告牌——这一中国内地城市常见的景观——到处赫然矗立,表明了拉萨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快、最大的城市化过程。

 

然而,唯色心头挥之不去的并非这些变化。在一篇关于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布达拉宫日益商业化的文章中,她写道:

 

「在拉萨强烈的令人眩目的阳光下,西藏人的物欲从未像今天这般被激发得如此炽盛,可又有几个西藏的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昂贵的房子和车子?那些布满宫墙两侧和广场周围的商店与饭馆,看上去个个都像是内地中小城市的复制版,与遍布拉萨城里的一幢幢瓷砖贴面并镶有铝合金和深蓝色大玻璃的“现代”楼房,无一不是由内地农民组成的民工大军创造的“包工队”文化。」

 

从一个更古老、更睿智的文化的角度评判中国的现代化,唯色发现它既缺乏策略又了无品味。她敦促西藏人在语言、建筑和服饰等方面选择传统方式。当审慎地说到从“愚昧和保守”中挽救传统时,她把坚守传统作为阻拒日益盛行的现代中国文化的一种手段:

 

「虽然我们无力阻挡汉人政府在西藏修铁路、开矿藏、搞他们的各种建设,但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修盖汉人那种式样的旅馆、饭馆和商店,用赌场、卡拉OK、汉藏妓女去吸引他们的消费者和旅游者。」

 

这些听来似乎像是当代伊斯兰运动反现代化的花言巧语。唯色对我说,她其实并不反对现代化。她说,西藏人应该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现代化方式,一种与他们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方式。中国与它的乡村式的过往和传统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共产主义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灾难和悲剧所割裂,除了一头扎进纯粹物质主义的未来,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几乎别无选择。而曾经在艰难困苦中保存了自己文化的西藏人则不希望也不应当遭受中国人的命运。

 

唯色与我谈及美国小说家和游记作家保罗·瑟洛克斯(Paul Theroux),他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与西藏交界的青海格尔木旅行,这个城市后来成为了青藏铁路的终点站。在他后来出版的《骑上铁公鸡——乘火车穿行中国》(1988)一书中,他写道:从格尔木附近起始的不可逾越的昆仑山脉形成了西藏高原天然的北部边界,它是“铁路永远不能通往拉萨的保障”。

 

唯色说,在中国的报章庆祝铁路连接西藏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引用了上面这段话,宣称铁路越过格尔木证明了美国作家的错误。接着,她激动地补充道:“那些报道没有引用他紧接着的话:‘这可能是件好事。我想在我见到西藏之前我曾经喜欢铁路,而后来我意识到我更加喜欢荒野。’”

 

在保罗·瑟洛克斯造访的1986年,拉萨还远没有被塑造成中国内地的模样。正如野心勃勃、独断专行的英国殖民者将铁路引进印度一样,中国修建铁路在今天也很容易激起西藏人戒心重重的浪漫主义情绪。去年在中国国营的电视频道中播出的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纪录片坚持认为,铁路将给西藏人带去“现代文明”。片中充斥着铁路将给西藏带来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跨越式发展”等的动人词藻。它宣称铁路将有助于促进西藏自然资源的开发,尤其是铜、铁、铅、锌等资源,而这些在过去无论是开采还是运输都耗资巨大。

 

第一列火车在200671,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时,由格尔木开往拉萨。现在几乎中国所有主要城市都有定期开往拉萨的列车。由格尔木通往拉萨的铁路经过精心设计,在超过13000英尺的高度上,跨越了几百公里的永久冻土带,无疑是一项工程奇迹。但是铁路给西藏带来的利益却注定是鱼龙混杂的。

 

在我乘火车从北京去往拉萨时,车上的绝大多数乘客是汉族的政府官员、潜在的移民和游客。很少有藏族人,在中途屈指可数的几个停靠站也鲜有乘客上下车。大多数人都直接去往西藏首府,那里汉族人已经占据了五十多万人口中的一半。

 

拉萨比起我上次在2004年造访时看上去更大、更拥挤了。但主要汉人聚居区而不是藏族聚居区向着新火车站所在的这个分族聚居的城市的南部扩张。在这里,一位曾经是解放军军官的汉族大亨,开办了西藏第一家豪华酒店。因为预期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更多的酒店正在兴建。

 

 

 

西藏的高海拔和荒僻依然让很多外国人望而却步。财雄肠肥的中国人发现他们需要的是西藏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个地区的魅力日益增长。差不多每一个中国内地的大城市都有出售藏式装饰品的商店。拉萨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自称“艺术家”和“追梦人”的中国年轻人。成群结队来自中国沿海富裕城市的暴发户式的游客们使得那些中国政府重修的寺院和庙宇人满为患。

 

北京的中国政府热切地希望让西藏文化变成有利可图的事情而不是灭绝,正如在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国当局日益获助于西藏政界和商界精英。人们总能见到这些人驾乘豪华轿车在拉萨大街上招摇而过或是在豪华餐厅用餐,而这些人的孩子——拉萨的上流社会——则充斥着布达拉宫周围的夜总会,用掺杂着很多英语单词的汉语插科打诨。他们不说藏语,那是他们那些穷棒子同胞们的语言。

 

很多西藏人投资于新兴的旅游产业。在最早发表于2001年的一篇题为《记一次杀生之旅》的文章中,唯色记述了一次和四位年轻藏族企业家去一个温泉的经历。这些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然后辞去了政府职务而成为酒店业主。正如唯色所描述的,这些人属于西藏为数不多的商界精英。他们来自富裕家庭,而他们的父母大多出身于“翻身农奴”家庭。他们热爱共产党,而共产党也待他们优渥有加,因而他们自孩提时代起便生活在一种优越感中。他们拿着步枪瞄准、射杀视线内的每一个动物;他们强行将一些尼姑从温泉边的寺院中赶走,并将其改造为宾馆,而内心毫无歉疚。沉醉于一种权力感,他们中的一位对颇感震惊的唯色说:“你喜欢写西藏,你就应该写像我们这样的西藏年轻人。我们是西藏未来的主人。”

 

这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能够利用中共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获益的藏族人是七百万藏族人口中的极少数。事实上,被汉人所征服才是西藏人最大的恐惧。在最近几年,西藏吸纳了估计多达一个亿的中国内地流动人口,其中包括了打工者、罪犯、投机商和妓女。这些内地流民明显地相比当地西藏人处于优势地位,至少是在拉萨、江孜、日喀则这样的主要城市。在这些城市他们拥有大多数的商店和其他生意,包括乔装成按摩房和发廊的妓院。在西方的西藏活动团体预计在未来几年,汉人向拉萨的移民还将继续大幅增加。

 

这条在西藏的铁路似乎正在做着它近些年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的事情。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已经是一个汉族占人口优势的城市,而喀什的汉族人口在铁路通车一年后的2001年就增加了30%。一些普通西藏人告诉我,自第一列火车到达之后,拉萨的房租猛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交谈过的西藏人中没有人指望靠铁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都认为铁路是由汉人掌控并为汉人所用的。

 

在北京,唯色向我讲述了一个当铁路穿越拉萨以北的草地时,在西藏人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据说,建筑工人从土里挖出了一个青蛙。那个青蛙当时已经奄奄一息。这个故事从一个茶馆传向另一个茶馆,那只青蛙也随着每一次转述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在一个故事里,它必须靠卡车才能被拖走。

 

唯色说,如果你了解在西藏文化里动物作为保护神的崇高地位,这个故事就不难理解。她解释说那只被内地工人所伤的青蛙代表了西藏人因铁路而感到的挫败与沮丧。

 

的确,一种被围堵的感觉沉重地压在那些冒着被警察盘查的危险与我交谈的西藏人身上。聆听他们的讲述,我时常想起流亡的西藏小说家江央诺布(Jamyang Norbu )灰暗的预言,他相信中国人正在将西藏人变成“破落的第三等人”,他们在今后数年将沦落到靠“向游客乞讨”生活。

 

然而,对于西藏的现状中国人则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不过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要在去除一些水分之后才值得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人理解达赖喇嘛对中国人的极端不信任。唯色言之无误地说没有多少西藏人能够进入中国人许诺的“发展”的乌托邦——一种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消费生活方式。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西藏人几乎看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过,中国人已经宣布了一系列在广大的西藏偏远地区改善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条件的计划。正在向南部城市日喀则延伸的铁路和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预计将把西藏最边远的地区结合进国家经济整体。

 

为了减轻人们对铁路将会使西藏本已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更加恶化的担忧,中国政府宣布了很多措施,包括垃圾和污水存储系统和特定的处理设施。中国官方关于青藏铁路的纪录片提供了一个中国建筑工人护养成为孤儿的藏羚羊幼仔的感人故事,并宣称已经在铁道下安置了三十三条“动物通道”。

 

在中国政府试图改善其生活境况的所谓落后人群中,强制推行的现代化似乎在激起更多的憎恶而不是感激。尽管中国人在做一系列的安抚努力,不过在我看来西藏人的心情依然极端郁闷。王力雄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其实达赖喇嘛在所有西藏人的心中。”五年之后,西藏人依然不顾禁令信仰他们长期流亡的精神领袖。尽管中国人在这期间给西藏带来了更多的公路、桥梁、学校、电力、稳定的工作和工资,但这些并没能改变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

 

在西藏,达赖喇嘛的画像受到查禁。不过我遇到的一个西藏农民说,在他的村子里每户人家都藏着这位精神领袖的画像。去年,达赖喇嘛对穿着皮毛服装的批评言论引发了整个藏区烧毁动物皮毛和皮毛镶边的服装。今年,由于一名西藏牧民爬上在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上为中国官员搭建的主席台并抓过麦克风呼喊恳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遭到警方逮捕,在理塘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十月,由于僧侣们庆祝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中国警方封锁了拉萨最大的寺院。

 

毫不令人吃惊,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试图削弱达赖喇嘛的权威,尽管那些措施常常生硬笨拙。1995年,中国政府挟持了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一位名叫更登确吉尼玛的男童,而将他们自己选定的男童安插到了这个在藏传佛教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上。(那位被挟持的男童至今下落不明。)为了防止中国政府僭夺他的地位,达赖喇嘛宣布他转世于西藏以外,并确保他的继任者将诞生在西藏流亡社区中。在今年8月,公开持有无神论的中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在事实上禁止了未经政府认可的西藏活佛转世。按照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一项声明,这一规定了转世程序的法律是“走向转世管理制度化的重要步骤”。

 

王力雄是曾与达赖喇嘛会见过的屈指可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告诉我,西藏人不信仰中国人指定的班禅喇嘛,他们称他为“那个小顽童。”他认为,中国政府阻止达赖喇嘛认定的候选灵童更登确吉尼玛登上班禅喇嘛的宝座,实际上是丧失了一个机会。按照传统,班禅喇嘛在选择达赖喇嘛时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如果中国人尊重对尼玛的选择并给予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对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选择合法化。而事到如今,没有什么西藏人会接受那个中国版的替身作出的决定。

 

回顾中国在西藏的种种失策,王力雄说,市场经济改革削弱了北京的权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破裂,导致了很多武断和缺乏考虑的决定,比如将唯色驱逐出拉萨,反而导致了她在北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关注度。共产党官员切实地感受到他们自己在西藏和新疆这样地区的岌岌可危的地位,在这些地区汉人是少数人。文化大革命的压制氛围依然在西藏萦绕,在这里村民们被要求悬挂共产党的旗帜并张贴笑容满面的胡锦涛主席被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西藏人簇拥着的照片。与外国人交谈的西藏人会招来警察的注意。而相反,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则在不经意间给不同意见开放了些许空间,可以免遭官员的盘查,因为这些官员不是忙于追逐私利,就是忙于应付各种贪污腐败、社会动荡和环境灾难。

 

 

 

我从拉萨返回北京之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可以与唯色交谈而无须担心警察的骚扰。我和她在我宾馆房间里有几次会面,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印度餐厅。其中两次有王力雄的陪同,王力雄出身于1955年,比唯色年长十三岁。他睿智儒雅的气质和唯色热情洋溢的风度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对比。唯色告诉我,她第一次听说王力雄是通过他有关西藏的直言不讳的文章。她说,王力雄是第一个忠实地描写西藏的汉族作家。他们相互电子邮件往来有一年时间,直到2000年王力雄为一篇文章做研究造访拉萨而最终会面。

 

王力雄说,唯色帮助他克服了认为西藏是中国固有的一部分而藏族是一个落后民族的居高临下的汉人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在中国流布甚广,我依然必须提防自己落其巢臼。”

 

通信往来不久,唯色给王力雄寄去了她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一名解放军军官,在文革期间拍摄的令人震撼的照片,当时的红卫兵横扫了西藏。自己也曾经是一名红卫兵的王力雄,鼓励她去采访这些记录了激昂的群众和受辱的个人的照片中的人物,并为这些照片撰写文字。

 

这本书后来在台湾出版。中国政府对涉及台湾和西藏的任何事情总是特别敏感。王力雄说,身居中国的作家在台湾出版关于西藏的作品面临着双重危险。毫无疑问,他现在所冒的风险在他父母看来几乎是自杀。

 

和唯色一样,王力雄也出生在一个中国统治精英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早期党员,曾经与中国前主席江泽民同一时期就读于莫斯科的一所理工学院。后来,在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他的父亲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修特务”,在牛棚中遭受数月监禁后自杀,而他的母亲,一家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被判处去农村强制劳动。

 

王力雄以一种相当超然的态度谈及他父母生活的毁灭。他说,作为一名红卫兵,他甚至琢磨过他的父母是否在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受难。他对我说,他最早对西藏产生兴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在辞去了作为一名工程师的稳定工作后,他用一些卡车轮胎的橡胶内胎制作了一个皮筏子,然后全程漂流了黄河。

 

1991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黄祸》的小说,这部小说在被中国当局查禁之前成为了一本畅销书。1999年,在为一部关于新疆的作品做调查时,他在这个维吾尔人占多数的省份被逮捕并被拘留了四十天。王力雄并未因此屈服,他在2001年去美国旅行并出版了他在那里与达赖喇嘛会面的记述。

 

王力雄属于“迷失的一代”的中国年轻人,生活因毛泽东晚年制造的动荡而漂泊无定。梳理他的生活,我总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人。他对我说,像藏族和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族群亟需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西藏人很幸运地拥有唯色,她能够在国内外表达他们的意愿与诉求。他补充说,外国人仅仅把她看成一个反抗侵犯人权的人士是不对的,因为她代表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作为一个藏族人,她曾经接受过中国式的教育并进入过文学机关,现在利用她的汉语影响力无需仰政府的鼻息而参加进最近几年向中国作家开放的跨国自由文化市场。

 

与唯色和王力雄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下午,我问他们可否造访他们和王力雄的母亲同住的公寓。唯色先前曾对我说这样不太方便,因为可能会引起监视她家的警察的怀疑。而这次是王力雄面有难色。他说我可以去,而他很可能被盯梢,最好不一同前往。

 

在地图上看,唯色的公寓离市中心很远。但出租车走了一条穿越北京六条环线的高速路,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看似城市边缘的地方。她公寓的房子似乎是新建的,但如同中国大多数的新建筑一样,已经斑驳丛生。我看了一眼门房里几个穿着制服注视我们的人,当我看到唯色满不在乎地走过他们进入电梯,我打消了疑虑。

 

王力雄的母亲为我们开了门。她是一位身材不高,头发灰白,面容和善的妇人,她对我们淡淡一笑然后随即离开了公寓——唯色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单独空间。我记得王力雄对我说起过他父亲的自杀和他母亲在文革期间经历的三年牛棚生涯以及后来在农村的四年强制劳动。我不禁多看她几眼,希望多少从她脸上看到些磨难留下的痕迹。但是,她看上去宁静安详,就像我常常看到的坐在公园里的她这一代中国老人,残酷的历史反而让他们的面孔具有了一种优雅的气质。

 

这所公寓有两个不大的卧室和一个连着厨房的客厅,由于收拾得井井有条,看上去比实际的面积要大。唯色自己忙着沏茶。我走到一间卧室里她的书桌前。旁边的书架上放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V·S·奈保尔(V.S.Naipaul)、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 和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作品的中文译本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

 

唯色对我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不以为然。王力雄曾经解释说:“他们都没有说出他们对当今中国的真实感受,因而很难获得我们的尊重。”她书架上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唯色是如何形成她的鉴赏力,以及如何在对其他不同社群体验的深切感知基础上获得审美和政治判断力。

 

从我站的地方,看到窗外的景色:北京城了无章法地向西蔓延,不知名的新街区、高速公路、工厂烟囱、建筑塔吊和等待降落到北面一个机场的飞机在低空盘旋——这个机场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都在为明年的奥运会进行着扩建和改造。冬季的淡淡的雾霭让这幅粗糙的风景画变得模糊不清。

 

王力雄曾经对我说,他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巨大的灾祸。这个党不能够再继续掌控中国。它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机构的成长,而当它一旦垮台,那么高压下的社会结构便会土崩瓦解。但是从唯色的窗子向外望去——那些在空中盘旋的飞机如同在向这个飞速扩张的城市致敬——中国的权利和财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而西藏只不过是一个被遗忘,或许是被丢弃的因素。

 

回到卧室,我注意到一个壁龛里悬挂着一些达赖喇嘛的画像;记录达赖喇嘛开示的DVD整齐地码放在画像下方。在北京的公寓里离下面的警察距离不到100英尺,如此随意地展示被禁止的画像让我吃惊不已。唯色看到我在查看她书架上的DVD。她说,“我的西藏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看这些电影。我们调暗灯光在大屏幕播放这些影片。这种感觉非常好,尽管这样的夜晚通常在我们大家的朦胧泪眼中结束。”

 

唯色没有向我谈及她的宗教信仰。我甚至不能确定作为一个现代世俗风格的作家,她是否确有宗教信仰。可能性更大的是,对于唯色和她的那些过着平淡乏味的流亡生活的朋友们,同样也对于那些偏远地区虔诚的农民而言,达赖喇嘛的形象能够让“西藏”这一概念保持鲜活。这种私下的对西藏身份的认同,以及唯色和王力雄对中国思想自由限度的试探或许不会在现今得以实现。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的高度集权如何在西藏压制了众多集体的或是个人的不同意见和反抗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融合成一个导致政治变化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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