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

 

 

 

 

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

 

王力雄 

 

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术语称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岁。后来人们所历数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亲身尝受,因此我从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是当年的造反派、军宣队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一是觉得不差在已有的众多控诉之上,再加一份我个人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断言和具体描绘,不过肯定跟现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学,曾在大街上尾随着求一老妇让我帮她提包袱,因为老师教导我们要象雷锋那样扶老携幼。当时我不理解老太太为何把包袱换到远离我的那只手上,而且对我想做“好人好事”的愿望百倍警惕。文革前我曾激动万分地为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欢呼雀跃,因为原子弹可以成百万地杀死“美帝”和“苏修”。那时我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班里开展“思想整风”(我是班干部),因为有女同学议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我们那时在解放军士兵的亲自指导下每天苦练“杀敌本领”,却曾被几个“小野孩”(当时对干部子女寄宿学校大墙外的孩子统做此称)打得上百人不敢还手……总之,那时我是父母的好宝贝,老师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孩子,还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十三。面对现在十三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那时的我怎么会去走南闯北“大串联”,仅剩自己一人时还继续在全国转了一个多月。记得第一次“大辩论”我败下了阵,原因是一个内蒙红卫兵宣称要撕下我的“资产阶级遮羞布”,我不懂“遮羞布”为何物而无言以对。第一次撒传单是在上海街头,当我把昼夜刻制出来的传单按照预想多次的姿势抛向空中,却因为传单揣得卷了角如一块砖头落地,人群中窜出另一红卫兵一把抢去撒了个满天开花——他那潇洒雄姿至今犹在我眼前。不久,我已能在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上把大团传单乘风撒向街头人群,感觉自己象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有时还会在“大世界”楼顶一张一张向下扔,逗下面的人们争抢取乐。

 

文革使我领着弟弟独立生活,在父母皆被关押的岁月,学会以偷填充饥腹,有时连一块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们学会了用自制铁钩“钓”垃圾箱旁出没的野狗,吃掉它们本来就很瘦的身体,再让它们身上的跳蚤吃我们。我跟很多被称为“流氓”的人打交道,也从自己被冠上这样的称号而改变过去对“流氓”的看法。我那时莫名其妙地喜欢一本黄山风景画册,并且策划过一次最终未成行的黄山之游——计划在进山时砍倒“迎客松”,出山时砍倒“送客松”,再把那张最美的“石猴观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还养了一条蛇,经常把它系在脖子上当领带。有时用黄磷在脸上抹出会在黑暗中发光的条纹斑点,夜晚出门游荡。

 

但是那时我写诗,我读完了父母所有没被造反派抄走的藏书。在寂静深夜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凝望星空,从月球环型山或土星光环中产生跨越时空的遐想。我画油画,拉小提琴,不经任何训练,直接“创作”,只是想画出心里那在宇宙深处璀璨闪耀的天堂,听到内心那让我坐立不安的飘渺在天际的音籁,表达那让人如醉如痴的诗意。我不否认那是一个文化绝对荒芜的年代,可那时对美的敏感、渴望和吸收也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审美神经都血淋淋地剥离出来,任何一点轻微的触动都能引起颤栗。当我们全家被弄到一个没有电的村庄,为了能够听家里劫后余生的几张“老贝”(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巧手的弟弟把半导体收音机改成电唱机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机每分钟三十三又二分之一的转速,是靠我们用手指头驱动!我和我弟轮班,一人转一人听,最后几乎练到准确的程度,竟能在转动中产生是自己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的感觉!

 

那时盼望和苏联开战,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抢唱片——当年能听到的好唱片几乎都来自苏联。我认识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认为自己将来会是拿破仑或列宁,至少也能当国家总理。为了胜任未来将要充当的角色,我们生吞活剥地读一切可能有用的书,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革命、国际政治和未来战争。我那时跟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差不多,早上睡觉,傍晚起床,夜晚活动。夜晚适合偷东西,适合看星空,适合在旷野拉提琴,适合在北风呼啸声中围着火炉讲故事。那时没有歌星影星,少男少女们的话题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还有基督山伯爵和梅花党。

 

我那时住在东北长春,口袋里有二元钱就敢上北京,从不买票。下乡以后,更是把全国火车都视为理所当然免费。我认识一群插队到长白山的知青,他们没有用国家发的安家费盖房子,而是买了猎枪、鱼网、小船、冰车和雪盲眼镜,养了二十多条狗加上一百多只鸽子。那个“集体户”是当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的皑皑白雪和寂静山林让我永生难忘。

 

后来我一个人在东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两年。我成了生产队的干部,学会了所有农活。我那时开始渴望“改造世界观”,摆脱渺小的个人不幸,与过去的颓废彻底决裂。我体会到了宗教的境界。记得一次凝视毛泽东的画像,竟能在入定后流水般地渗入像中,与毛泽东溶在一起,化作圣体之内的一个分子。那一刻大彻大悟的感觉使我内心充满光明和感动。为了对“皈依”的坚定进行证实,追肥时哪怕清楚地看见没沤好的新鲜人粪,我也一定要坚定地抓在手中,象抓住了革命,捏得人粪从指缝溢出——连贫下中农都不会那样干啊。

 

插队四年的时光,我吃了不少贫下中农的饭,听他们讲祖祖辈辈的故事,和他们的女儿眉来眼去,品尝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国”两个字的概念,从此在我心中展现的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没有那一段时光,也许我现在——甚至终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上了“工农兵大学”。那是中国教育史上倍受奚落的一段,对我却恰到好处,使我至今仍庆幸生逢其时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没有作业,从不考试。我学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称上了一个“政治体育汽车系”。每天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运动场。还有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习,那是躲不掉的,却也不象现在想得那样可怕。在表面的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之下,反叛者的灵魂一样可以存在,百年不断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同样可以进行。我那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不是装样子,是真正如饥似渴。我用那些书批判现实,又从现实对那些书产生质疑。“工农兵大学”特有的“开门办学”使我的大学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矿企业,旅行于大江南北,从而能一直清晰地感受时代脉搏。我感谢那些时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那时植下的根基。

 

与我的同龄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总是在回忆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革之前和之后,往往几句话就能带过,红卫兵年代和上山下乡的岁月却似乎总也谈不完。也许这不能说明什么,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也照样赞美其“青春万岁”,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岭。“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是无所依靠的,是从原本紧密结合为一体的社会逐步疏离的过程,是在最不自由中获得充分自由的过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过程,是暗无天日中确确实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使我从此冷漠,从此不再会哭。“文化大革命”让我目睹太多的死亡,心也变得残忍。“文化大革命”展现的起落沉浮和福祸相依让人从此宠辱不惊。

 

从“文化大革命”宣称的要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实现了它的目标。既然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就清楚地说明了那“革命”对我的作用。然而灵魂的革命并非按照既定程序,革命的结果也许会与初始的“设计”背道而驰。以“混沌”观点来看,当变量多到一定程度,系统就会在高度复杂性中产生不可预测的走向,从而脱离主观控制,使结果与既定目标偏离。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正是演了这样一个故事——资本家的金钱与科学家的智慧结合,利用遗传工程复制出了绝种上千万年的恐龙,并且在一座封闭的海岛上建起名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观光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管理的“科学”和严密无可挑剔。然而恐龙最终还是在一连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制,并且对制造出它们的人发动了残酷攻击。“科学”在那时则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相对于“侏罗纪公园”,囊括了数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变量数目还是从复杂性上都超出千万倍,结果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就更成为必然。在看那部《侏罗纪公园》时,我想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只可能是那只被扔进栅栏里喂恐龙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诗人,他想创造更为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观——把羊变成恐龙!

 

他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也自信能把创造的恐龙关在笼子里。

 

记得七六年九月的那个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们的小天地。当我听见初秋滚滚天雷中传来远处的哀乐,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时我眼前熠熠生辉,女友也显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脑海翻舞纷纭迷乱的五彩。

 

第一个念头就是出去!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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