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只有尊严

 

 

留下的只有尊严

 

王力雄

 

我认识梅娘已经20多年,但我一直是作为晚辈与她接触。我见梅娘的第一面是在北京东四流水巷她家。那是1979年,她当时不到60岁,命运刚刚从低谷中走出,神情相当焕发。在那间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小屋里,我记得她开玩笑说她女儿柳青“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后来我逐渐了解她的生活,觉得这话也算得上她自己命运的写照。不过这里我并不想重复她的苦难,20年来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她经历的苦难,似乎苦难成了一个“卖点”。她对此并不满意。这一点我很理解,因为苦难是外加的,不是她自己。看那些苦难,只能看到时代对人的摧残,以及人在权力面前的渺小。写一个人的苦难并不是写一个人,甚至可能掩盖一个人。

 

不过要我去写梅娘的内心世界,我同样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毕竟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两代人的那种距离。我只是从一个晚辈角度观察她,恰好我母亲跟她也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她们现在都面临如何选择归宿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作为我思考梅娘的一个切入点。

 

梅娘曾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花季夭折,只剩下女儿柳青。八十年代末柳青移居北美,现在有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环境。她一直希望把梅娘接去颐养天年,除了是孝心,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人老了,总得有人照顾,甚至到一定时候,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那不是雇一个保姆能承担的,也不是进养老院能解决的。因为人越到衰弱的时候,越需要爱心和责任心的陪伴,而除了儿女,谁能真有那份爱心和责任心?

 

梅娘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去了北美几次都无法长住下去,总是不久就重新回到北京白石桥路边上的狭小居室。这件事情成了她女儿的一个心病,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将来应该怎样安顿?

 

七十年代搞过一阵“批林批孔”,我在那时才听到孔子曾经说过一句“父母在,不远游”,当时被作为一种儒家学说进行大批判。我记得在群众批判时,批这句话的人最多。可能是因为比起孔子其他佶屈聱牙的文字,这话直白好懂,工农兵容易理解。然而我当时却心存疑虑,父母在和远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名鼎鼎的孔老二说出这么一句大白话,难道真算得上学说?

 

我那时对此不能领会,是因为时代已经与孔子的时代不同,比如说有了电话、电报、火车、汽车,即使远游到千里之外,父母有事也可以马上知道和赶回,耽误不了什么。而孔子时代人一走出去就断了音信,杜甫感叹“彼此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何况隔上几千里。以那时的人力或畜力交通,即使往家赶,时间的漫长也可想而知。因此那时的儿女尽孝道,不远游就成了一个前提。远游在外,不要说增加父母的精神负担(儿行千里母担忧),一旦父母有病或遇到大的问题,既无法得知也无法尽快赶回。至于日常该尽的孝道就更提不上了。

 

历史轮回到今天,孔子时代的问题又重新出现。我真正理解“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最近几年——当我这一代人真正面临给老辈养老送终的问题时。对这个时代来说,古代那种想方设法让老人保持心情愉快的日常尽孝早成为历史陈迹,所谓的孝道已经简化成当老人遇到困难时能够去帮助解决。梅娘今年已经八十有一,一直独立生活,全是自己照顾自己。她内心是否有对传统时代那种儿女在身边随时伺候的需要,我不得而知,她表现在外的完全是独立自主,决不拖累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在这一点上,我母亲也是一样。就此而言,她们这一代人已经与传统中国的家观念决裂。然而不管她们在精神上怎么升华,肉体还是逃不出人间规律,衰老不可避免,力量也越来越弱,她们终归要依靠别人。

 

这时子女是否“远游”,就又显出了孔子时代的意义,因为今天的远游和“批林批孔”时代的“远游”已经不一样,反倒和孔子时代重新有些相象。虽然今天的信息和交通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能力,但正是这种能力也使人的“远游”随之不断地扩张。今日的“远游”不再是隔山岳,而是隔大洋;不是骑马或火车能企及的距离,而是地球另一端;不是买张车票就可以走,而是有签证、入境等重重障碍;还有公司、家庭、假期…… 子女一旦“远游”到了这种程度,即使信息相通,然而除了父母“病危”赶回来见最后一面,平时只能靠电话或汇款保持一种虚拟的信息关系,几乎帮不上父母什么了。

 

环顾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成年的子女在国外,衰老的父母在国内。这样的家庭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父母怎么办?子女已经在国外扎根,家庭、孩子、工作、社会保险等等像一道道绳索绑住了他们,使他们再不可能像田园诗描写的游子还乡,回到父母身边。如果他们仍然保持着孝心,能选择的最好方式,只有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也就是通过让父母“远游”,来解决由于自己“远游”造成的问题。梅娘的女儿柳青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专门给梅娘修了一套独立单元,门户相通又可以自成一体,使她既能保持清净和独立,又能随时受到照顾,应该说是费了不少心思,想得也相当周到。

 

然而梅娘无法在那里定居,总是住一段就坚持要回中国。不光是梅娘一个人这样,我和我弟弟做了能想到的各种安排,希望母亲定居美国的弟弟家,她同样也是呆不住。深入地看,这不是一个只涉及个人脾性的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变迁的折射。

 

梅娘那一代新女性是中国妇女走上追求解放道路的先锋。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含义首先是冲破传统家庭的桎梏,不再充当家庭和男人的附庸,不再为家庭和男人而活,而是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去追求个性与个人情感的满足。新女性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了强烈控诉,将其视为专门压迫女人的吃人礼教。她们勇敢地抨击并反叛传统家族,挣脱被她们视为女人牢笼的家庭,走上社会,与各种来自传统的压力抗争,奋不顾身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梅娘的早期小说中,从年轻女性角度对旧家族的控诉和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梅娘那代新女性的出现和存在,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我们回首那个动乱苦难的年代,所能看到的美丽亮色之一。

 

如果中国妇女的解放是由梅娘那样的新女性自己来追求,过程会漫长很多,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也是未定之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不会以彻底摧毁“家文化”为最终目标,也不会导致“家文化”彻底毁灭的最终结果。因为女性无论如何追求个性的自主和满足,她们也是天生以家庭为中心的,视爱情和家庭超过其他目标。她们原本的反抗只是针对腐败的传统家族文化,那种文化要求的是女性牺牲自己去满足男性。新女性不是不要家庭,只是要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是要求以感情而不是以其他为家庭的基础。

 

但是中国的妇女解放尚在幼苗状态时就被社会革命的风暴席卷,身不由己地被拔出了自己的土壤。表面看,那场社会革命的方向和新女性的理想一致,破除夫权、族权,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新女性在开始阶段欢欣鼓舞,久已盼望的美好时代似乎已经降临,而且远比她们所能想象的要更快,更广,更彻底。然而她们中间的敏感者很快就会发现,那种把妇女从家庭的解放,目的不是为了妇女自身,而是为了“革命的目标”和“国家的利益”。妇女从家庭走出,并没有被给予个性解放和自我追求的权利,而是要被纳入比旧家族更严厉的体系——革命大家庭和阶级队伍中。革命极尽所能地摧毁家族和传统的家文化,它不能容忍在它之外有任何权威的存在,即使对小家庭,它也要将其简化到极点,使其除了满足动物性需要(那是革命不能提供的),再没有其他内容。夫妻首先必须是“革命同志”,家庭要“革命化”,“亲不亲,线上分”,随时可以“划清界限”、“大义灭亲”……这和新女性的理想离的更远。而如果说她们在旧时代还有可能进行抗争的话,在新时代的革命压路机下却只能任其尽情碾压。

 

梅娘28岁失去丈夫,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这种时间的一致在我看来有一种象征含义。在她所抗争和控诉的旧时代,她可以自己选择道路,与腐朽没落的家族决裂,漂洋出海,去日本读书,那时她得到了爱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养育了三个孩子,营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在新时代对旧时代摧枯拉朽之际,丈夫死于台湾海峡的汹涌波涛。新时代孔武有力地降临,没有任何人敢于与它的威猛抗争。从那时起她一直守寡,残存的家庭不断破碎凋零。三个儿女死了两个。女人该得到的幸福对她从此都成为奢侈,女人应该远离的苦难对她都成为日常。

 

我的母亲和梅娘走的路不同,她是革命队伍的“自己人”。可是对她们而言,家庭一样是要放弃的。只不过革命的女性们比梅娘觉醒得更晚,她们是自觉的、甚至是欢天喜地、自以为崇高地放弃家庭,“把一生献给党”,“一切交给党安排”。我从一岁起就进了那种每周回家一天的托儿所,后来上寄宿的幼儿园,再后来是寄宿学校。我周围的孩子都是“革命家庭”所生。父母在革命之余生了孩子,但是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甚至没时间和子女见面。记得我那时写老师指定的作文,其中写道总也见不到父亲,星期六回家等到睡着他还没回,第二天醒来他已经又出去工作。老师对我的作文大加赞赏,认为我写出了革命父亲的生动形象,让我为父亲深感自豪。不过,即使是我这样的革命家庭,最终也要被革命碾碎。我父亲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我母亲落入和梅娘相同的境地。我一家分散在不同地方(我知道的另一个被革了命的家庭13个口人分散在13个不同的省,可算极致)。革命的新女性和不革命的新女性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她们的共同命运依然是依附,没有自主,牺牲奉献,遭受主宰,只不过主宰者从家族和男人换成了党和国家,而后者要比前者强大千百倍。

 

不过,对人的关系而言,无论是以家还是以革命队伍进行整合,先不谈是否公平,二者都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得以实现整合。然而当家的文化也已经被摧毁,革命却有一天突然终结,阵营和队伍都成为虚妄,人的关系又该靠什么整合呢?

 

有人会说,家是不会被摧毁的,只要有人,就会有家。这话指的只是那种男女加孩子的物理性的家。而我说的家指的是一种结构,一种文化。具体的家庭实体不是文化,那种男女加孩子的小家庭本质上和很多哺乳动物没有区别——性、繁衍后代、分工,这在哺乳动物中都能找到相似形态,区别只是在技术层面。动物也可以有家,但是没有家的文化。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探讨什么是家的文化,只谈跟我们话题有关的一点,就是赡养老人。在动物型的“家关系”里,从来只有哺育下一代,而没有赡养上一代,这是有没有家文化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区分。

 

对于动物物种的延续,有了哺育下一代就足够了。赡养上一代对物种整体是不利的,既浪费资源,也不符合优胜劣汰的规律。衰老的动物只有自生自灭,老到难以自己获得足够食物的时候,就不会活得太长,所以动物社会从来不会存在老龄化的问题。人类却不同,人类的老年人能够在丧失工作能力甚至自理能力之后,继续生存很多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在工业化之后逐步转移到社会保险制度及养老工业的基础上以外,长期以来承担这种赡养的就是家庭,而维系赡养关系的就靠家的文化。

 

人逃避不了衰老,这是人生最无奈的悲剧。与衰老相比,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只是一瞬,衰老却是经年累月。死亡是一了百了,从此清净。衰老却在不断制造烦恼,问题越来越多。从过程角度看,先苦后甜的过程是好的,先甜后苦的过程是不好的。人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衰老使人生变得荒唐,年轻时的健康美丽成为与梦相同的记忆,眼前的真实却是病痛缠身,形象丑陋,步步走向坟墓。人不是只求活着就好的动物。人是有精神的,面对衰老,仅仅因为能够得到赡养而存活还是不够的,因为痛苦的根源恰恰就在这样活着。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老人现在可以活得越来越长。如果不能解决怎么活的问题,也就等于是变成了体会这种痛苦的时间越来越长。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现代养老业是不够的。养老除了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只有给予老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满足,才能解决衰老对人生意义的否决。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方面下了最大的功夫。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点,就是在家族和社会的阶梯序列中,给老年人最高的位置。道德伦理以孝为首,发展到极致成为祖先崇拜。这种文化的坏处,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保守僵化、压制青年、缺乏创新等,但它最大的仁慈,就在于给失去了健康和美丽的老人以权威和尊严,使其生命轨迹的下滑得到平衡,从而解决人类面对衰老的挑战。

 

举个例子,中国有一句老话——多年媳妇熬成婆。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媳妇年轻漂亮,为什么不当媳妇要当婆?这就是文化对自然状态的一种调整。在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中,媳妇要受婆婆的管束,伺候婆婆,对婆婆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家文化中的女人,随着年龄增长,在逐渐失去健康和美丽的同时,也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尊敬和被人服侍。当年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被描绘成恶魔形象的戴笠,从他下属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形象。每当他雷霆发得太凶,下属就去求助戴笠的老母。只要老太太一出现,戴笠立刻变得俯首帖耳,孩子一样听他妈教训。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刻,老太太的心里会有多大满足,足以成为她的人生顶峰。跟那时的满足相比,是否年轻漂亮真算不了什么。如果让她选择,就可能宁愿要老年而不要青年——这就是文化对人生轨迹的改变,使其从原本下坡的过程变为步步高的上坡。不能不说以这种方式对人类衰老问题的解决,的确可以算是一种仁慈。

 

当然,这种对老年人的仁慈,建立在对年轻人的压抑之上。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外表是道德说教的包装,然而其内在的动力,我想正是一代代老人为自己所做的充满功利之心的精心筹划。中国的家文化无疑是产生于老人并且是由老人维护的。

 

所有的道德对人肯定都有压制,因为道德不是迎合本能的事物,而是约束本能的,或者是为了督促人去做那些凭本能不会做的事。譬如爱自己的孩子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因此这方面就不需要道德,道德伦理中也没有相关的内容。而孝养老人不是本能,所以就需要道德。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的压抑虽然在很多方面并非直接表现为与孝养老人有关,但文化是一套结构,对其层层剥离,追溯根源,会发现深层的根还是大都通向那里。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在年轻人身上一定会和传统道德发生冲突。过去的反叛青年总是控诉家庭,他们的反叛也总是针对家庭。离家出走被他们心想往之,“远游”似乎成了追求自由的象征——父母在,也要远游!在传统文化特别强大的时候,这种反叛还能被压制,一旦传统日益腐朽并且开始崩溃,年轻人一定会奋起争取自己的自由。年轻的梅娘正赶上那个时代,反叛成为代表进步的潮流,而那年代进步青年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远游”。让我们翻一下梅娘时代的中国历史,哪一个留下名字的青年不是在那时到处奔波、笑傲江湖呢?

 

革命和反叛有很多理由应该进行,对这一点我丝毫没有怀疑。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属于另一个层面。那里没有对错是非,就像人要吃饭,要有配偶一样,老年也是人类一个基本面上的问题。而且老年问题比起别的问题要更多地被文化状态决定。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在青年反叛、社会革命,还有物质主义大潮的合力作用下解体了,对此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

 

今天,当年反叛的青年已经变成了老人。过去的位置颠倒过来,他们自己开始面临养老问题。如果说在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中国还被视为老年人的天堂,那么在他们自己成了老年人的今天,对很多老人而言(尤其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已经可以说成了老年人的地狱。

 

不久前我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看到一块新立的墓碑,碑后刻着这样一段文字:

 

长眠此地的两位老人,即(既)不是商贾,也不是官宦,我们是社会最下层的劳苦人。我们用一生的血汗养育了三男六女,为了子女耗尽了我们一生的精力,得到了他们什么回报呢?是对老人的孝敬、还是对家族名誉的维护、还是对社会和国家贡献、还是他们兄妹之间的团结互爱?从精神到物质我们得到什么了?然而他们辜负了我们的养育之恩,到如今我们的墓地,也是我们自己的血汗钱所买。儿女们在我们的墓前忏悔吧!教育好你们的子女!

 

做父母的能够在自己墓碑上写下这些文字,应该算是对儿女发出的永恒谴责。与儿女的矛盾需要激化到什么程度,才能让父母做出这样极端的事呢?那一对老人的心里,一定会深深怀念中国传统那种家族和伦理吧。

 

不过,在我看来,更深层的断裂还不在对老人的物质赡养。当代的退休制度、公费医疗或养老工业等,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只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普及,中国对此最终也不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在老年人的物质满足之外,如何还能让他们得到精神满足,如何能够修补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断裂?

 

从物质的角度看,梅娘和我母亲都可以算充裕。除了自己的退休待遇,子女也随时提供。然而她们要的不是物质,物质对她们没有第一位的意义。她们明明可以出国定居,物质条件好得多,生活舒适,得到的照顾也会更好。可是她们为什么不愿意过那种生活呢?原因可以归纳为最简单的两点——一不能开车,二不通语言。年龄已经使她们失去了掌握这些技能的可能。而不具备这两种能力,在国外的环境就不可能获得自立和自主,只能事事依赖他人,因而也就失去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如果是不自由的生活,即使再舒适,不也是如同软禁吗?

 

深层的原因则是她们不愿意沦为附庸。在中国古代,老人是大家庭的中心和权威,不但物质方面优先满足,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家庭事务的裁判、决策,以及通过晚辈的尊重和服从感受自己的价值,由此弥补生理衰老的感觉。然而今天的子女顶多给老人物质照顾,却不会把老人奉为中心,也不会给其决策与裁判的权威。老人如果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只能处于边缘位置,难免自己是一个多余者的感觉。在这方面,越是一生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个性的新女性,从来独立自主,心高气傲,越是容易体会沦为附庸、成为累赘的痛苦,特别难以接受。

 

如何让老人获得尊严,可能是人类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对此,西方那种仅负责保证老人动物性存活的物质型赡养方式不是出路。人在年轻时不能体会老人的需要,也不会愿意拿年轻的自由去交换老年的安稳。然而人人都会老,迟早会遇到老人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社会结构,给未来的社会关系埋设下严重问题。今天的老人对此只能孤独地奋斗。仔细地观察梅娘和我母亲那些老人的选择,其核心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们的英勇如同青年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我不知道老年的尊严和青年的自由是不是一定矛盾,她们的今天是不是为她们所追求的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们今天在享受自由之时,应该想到我们将来也需要去捍卫尊严。面对我们的父母,就是在面对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尊敬梅娘,除了她的文学成就,更在于她一生不休止的追求。每当我去她那狭小居室,我总是会想到三十年代她家的巨宅;那时她家有自己的铁路,火车可以直接开进后院;又会想起柳青在迈阿密海滨给她准备的豪华住所,那里的装潢和窗外风景如同仙境。然而荣华富贵都在她的视野之外,她看到的只有自己的追求。概括她的一生,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也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她已经可以被划进历史。但是她并没有凝固在过去的历史中,她从历史走进今天,从青春少女走到耋耄老年,初衷不改,求索始终。即使她今天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她仍然有尊严。

 

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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