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王力雄 

中国正在发生举世嘱目的变化,一般而言,目前多数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变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经济、政治、社会是有形的,有实体,有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文化无形,到底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起到何种作用,难以道明,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以为其可以随有形的经济、政治发展自然演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类观点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举出东亚儒文化圈的经济起飞为例。以那种论点推演,中国作为儒文化的源由之地,只要光大传统,前途亦将光明,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未来世界的“大中华文化圈”之主体。今天,从表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从毛泽东时代遭封杀的状态全面“复辟”,不仅优秀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尊崇,腐朽糟粕也一道沉渣泛起,但是否可以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已得到恢复呢?

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重归传统,而且与西方文化交汇溶合,正在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变革,从而获得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为已经从整体上陷入穷途末路的人类带来为了希望和出路。

我没有这样乐观。而且正因为我十分看重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就成了悲观。不错,我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变化并不等于就是良性的变革,还有可能是正在沦为解体。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某种结构,我的确认为中国文化从结构上正在清晰无误地表现出不可挽回的解体之势。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审美、娱乐、创造智慧、传播知识以及许多文化的功利性功能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来看,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却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功能只能产生于文化的整体结构。如果结构解体了,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烧香拜佛、书法字画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不能说恢复了文化及传统,而不过是些有如杂耍的幻影。

文化结构解体并非当今中国独自面临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一向落后于世界主流的中国,这回却走在了世界前列。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完全是自然进程或外来压迫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进行“自觉革命”的结果。

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摸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同是对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家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解构。政权把“家”视为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全体中国人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国家,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领袖。那场倾举国之力以几十年时间所进行的摧毁是相当彻底的。“孝”让位给了“阶级性”──“亲不亲,线上分”;“仁”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义”等同于流氓团伙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所有不顾个人家庭的行为都被树为榜样(至今那些为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护,或是着火时先救“国家财产”不救妻子儿女的行为还被当作英雄事迹宣传),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属互相揭发和“划清界线”。民间社会统统被铲除,全部社会细胞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系统。

那些年代的经历也从反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能力,即便只剩一个孤零零的“忠”,也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 使党超过一切神明, 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中国被整合得如同铁桶,连小脚老太太都手捧“小宝书”跳“忠字舞”。

但是没有“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其走向必然是越来越要求“忠”的唯一性,除了最高领袖,其他任何“忠”——哪怕是在其体系之内——都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其他“忠”的一次总清除,各级官员全被“拉下马”,连国家主席都被戴高帽游街,羞辱为“牛鬼蛇神”,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忠”(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而在他身后发动的改革,以发挥地方积极性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手段,又对最后一点属于“中央”的“忠”大动刀斧,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上消解了中央权威,把已成泥足的“忠”最后砍倒。

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枯萎。物质主义的泛滥对此雪上加霜,“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从根儿上瓦解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结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与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以往的由祖先、辈序、婚姻、亲属、朋友、世家、邻里等组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整合体系,今日已基本不复存在或遭扭曲。今日中国的家庭从数量上虽然位于世界之首,却由于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只剩配偶结合与繁育后代的动物性意义,随文化结构的坍塌成为一盘散沙。

我如是说,并非认为文化结构应该固定,不需要有任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尤其难以适应近代世界与国际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会“分子”——人际之间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无序和冲突富集为整体状态紧张(脆化),法律和警察虽然能够一时保持社会秩序,却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铁链,一旦有类似跌落那样的震荡,不但无法避免器皿粉碎,还会起到加剧的作用。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迄今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立体的,存在层序、等级和分工。这种社会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仅仅靠法律和打手,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层序结构的。当年的中国下层人民以“认命”心态对待自身与上层阶级的差距,少数人的富有被他们视为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不为之不满,也不攀比,虽然阶级差距比现在大得多,却往往能维持稳定与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消灭社会等级下手,虽然事实上的等级照样存在,意识上的平等却已深入绝大部分中国人内心——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在这种社会心理面前,经济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国的改革动力——必然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泉。加之电视普及,把差距一览无余地展现(甚至夸大)在每一个人面前。对冲突的刺激就更为普遍和直接。在这方面,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如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客运列车──往返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由于旅客精神病突发造成的暴力事件,去年一年高达八百多起。没有在中国坐过普通列车旅行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其中道理。那种列车大多挤得如同罐头,许多人只能终日站立,甚至一平方米的厕所也站立好几个人。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喝不到水,无法排泄,四面肢体摩擦,难以行动。人人都在争取空间,神经紧张,火气积聚,冲突概率极高,却又没有缓冲余地,只能促进冲突发生和升级。那趟列车途中连续行驶三天四夜,在如此狭窄恶劣的环境中忍受那样久,一些在正常环境下不显露任何精神病症状的人,常常就会暴烈地发作,或突然攻击周围的无辜者,或毁坏列车设备,或砸碎玻璃跳车,或者自残甚至自杀……

——在我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趟列车。

文化结构解体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贪婪喷涌而出,那种贪婪乘以十二亿人口,堪称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贪婪。如果中国拥有对其人口而言足够的自然资源,也许还有缓冲余地,人可以向自然索取财富满足物欲。从每个人自身利益出发,也能认识到彼此合作比相互敌对要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幸的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实在太少,注定了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满足欲望就只有选择另一条途径——互相争夺。

所谓争夺,不一定全是明火执仗违法犯罪,也许是巧妙地钻法律空子,也许是买卖中以次充好,也许是迫使工人延长工时,也许是捡了别人钱包不还……分开看,都是小事,只会引起局部小的摩擦和冲突,无关宏旨。问题是如果所有社会“分子”都在进行这种损人利己的争斗、算计和疏离,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就会加强社会整体的“脆化”,酿成宏观政治和经济的大风大浪,甚至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因此,我认为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我这样说,还包括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近年所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无效,已经说明了这种无奈。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受。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我想,为了免于沉沦劫难,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启迪,但是也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身后已决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即使此刻重新意识到保守的价值,能让我们保守的也已所剩无几。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且只有向前,才能寻找走出废墟之路。

我不知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只有努力。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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