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变化

 

危险的变化

 

王力雄

 

过去在讨论民族问题的场合,我总是试图说服民族朋友,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是在专制制度,汉族也一样受压迫,因此改善处境不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而是团结起来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西藏、新疆等地,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当地民族所受的压迫明显超过汉族,而汉人与政府结成了压迫当地民族的同盟。

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只是政治压迫,只要能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不同民族仍然可以在一起建设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就变成了非得以民族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政治转型将不仅不会使民族矛盾减少,反而会使少数民族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那一方面会缩小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给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提供土壤,另一方面则会造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仇杀。

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状况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蛊惑和煽动的精神工具,的确起到了把民族地区的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一边。那种敌对不仅只是针对中共政权,也同时针对着整个汉民族。

中国千年的权术文化在中共一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表演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的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虽然今日中共已经把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维持,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一下垮掉,而且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与玩弄权术的水平相反,中共的人文水平却相当低下。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置于边缘。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半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与镇压。人文精神的缺失使中共难以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眼前事件,采取饮鸩止渴的手段。民族问题首先是一种人文问题,需要靠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不但有必然性,而且未来也难以指望能有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是可以召之即来的。

 

2007年11月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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