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突破 带动中国

西藏突破 带动中国

王力雄

 

寻找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

 

解决西藏问题,最省事的莫过于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如果就是不许可,怎么办?

 

目前西藏的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能否起作用,取决于北京是否让步。不管如何示威抗议,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形成的只是压力,如果北京对压力不理睬,效果便等于没有。以目前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这方面的努力一直看不到前途。

 

针对中国和西藏现实,需要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产生作用不是通过当权者让步实现,而是每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做多少,得到的胜利就有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西藏人自己手中,不再取决于北京是否恩赐。

 

以递进民主制突破僵局

 

递进民主制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手段。这里只能简单讲一下递进民主制的轮廓(详细内容可见我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和《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

 

第一步是由村民自发组成村庄的自治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选举村长。村民只要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多数村庄做到这一步,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当选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乡的大政方针,选举乡长。从此村长们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书记。那个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往下走,从乡到县,从县到州、地、市,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到一层层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

 

这种行动在技术上没有多少困难。以往政治变化的方式是“转换结构”,等于开始就得实现全局变化。要么是权力整体让步,要么就得用暴力推翻不肯让步的权力,这在目前都是做不到的。递进民主的方式却是“转换砖瓦”,从社会基本单元做起,由单元内成员自己就可以把握。以递进方式产生的每级自治委员会,规模都不大,因此都可以自我行动。

 

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当局镇压。当局肯定会镇压,但这时取决当事者的勇气。只要当事者敢于坚持,自治就能继续下去。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抓进监狱,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进行选举很方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把持着公章和办公室,但只要村长都不听从他,就是空的。当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就再选第三个。如果当局进而把选举乡长的村长们也投进监狱,那就由每个村自治委员会选举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们再选乡长。这个过程没有暴力,只有前仆后继的“填满监狱”和不休止的选举。那么除非专制政权把所有百姓都抓进监狱,否则这种选举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当局能把所有百姓都抓进监狱吗?也许抓一个村可以,甚至抓一个乡也可以,但是抓一个县就不可能了。监狱放不下,世界也不会允许。因此只要有几个乡的百姓开始这样做,第一步就走起来了。往下当然不会没有风雨坎坷,却是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只取决自己,不倚赖别人。而只要能把前面的坎坚持过去,后面的路便会越走越宽。

 

等到藏区各州、地、市都通过递进民主方式产生出自治委员会,各委员会选出的地市首脑便可以组成包括四省藏区在内的全藏自治委员会,自己管理西藏,选举领导人,那便是高度自治的实现,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政体之下——也就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实现。

 

对“中间道路”的修正

 

我把“中间道路”归纳为一句话——“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西藏以同意“留在中国”,换取中国同意“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因此,确保西藏留在中国是“中间道路”的前提。不仅对专制中国如此,对未来的民主中国也是一样。如果西藏确保留在中国,西藏争取高度自治的运动将是中国民主转型的组成部分,如果西藏利用民主脱离中国,双方的民主就会演变成民族对立和冲突(这不是我的态度,是现实中会发生的情况)。

 

“中间道路”是以“民主制”作为实现“高度自治”的手段,但如果采用当今通行的代议制,对西藏留在中国是难以保证的。可以看到,民主转型社会经常伴随民族冲突,印巴分裂,苏联解体,前南冲突,车臣战争等,代议制民主都从中起到催化作用。

 

为何如此?民主转型是权力资源重新洗牌之机,众多竞争者涌现于代议制舞台上,目标都是获得选票。而最能迎合公众激情的民族问题总是被当作热点。政党和政客竞相利用被压迫民族的积怨,对民族情绪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民主转型开放的空间会使众多媒体同时出台。在市场竞争中跑马圈地,必须开展吸引公众的比赛。对此最大的热点同样莫过于民族问题。各个媒体会唯恐落后,竞相扮演民族代言人,炒作民族受到的迫害和鼓动民族情绪。

 

而群众从来都是情绪化的,共鸣于道德呼吁和感情蛊惑,却非冷静与理智。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政客和媒体煽动一定会在民众中加倍放大。当民意舆论形成,反过来又会裹挟拉选票的精英和卖广告的媒体,促使他们进一步迎合大众。精英、媒体、大众三者之间如此互动,最终导致趋于极端的赛跑。

 

如果未来西藏实行代议制,我相信赛跑结果一定会把主张西藏独立的政党和领袖选上台。达赖喇嘛现在答应留在中国的诺言,那时——或在他身后——就将随风而去。中国方面不相信达赖喇嘛的允诺,把“中间道路”说成是变相独立,原因就在用代议制的眼光,一眼就能看到西藏迟早会走上独立之路。

 

因此我建议把“中间道路”的“民主制”加上“递进”二字,变成“留在中国以递进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

 

让中国放心

 

西藏问题的解决可以用两个标准衡量,一个是中国放心,一个是西藏更好。先看递进民主制怎样让中国放心。

 

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会看到多数汉人并不关心西藏去留,多数藏人也不在意民族是否独立。两方民众最关心的只是自己家庭幸福平安。而民族精英的追求则要广阔得多,统独之争的动力也强大许多。

 

当人群汇合成民族,首先是个人意志认同共同文化,接受共同意志,而共同的文化和意志是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的,需要精英创造或传播。然而完整的个人意志中包含着众多取向,当其对某个问题回答赞成时,如民族独立,体现的只是取向之一。那取向是有可能被其他取向——如对战争的恐惧抵消的。精英对民意的误导就在往往只问设定的问题,然后便宣称那是民族意志,其他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

 

对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务,民众难以把握,只有被动地按精英设计的题目反应。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自愿,甚至是狂热,也在很大程度是被精英操控。民族精英对统独的热衷由此变成了民众的热衷。

 

而在递进民主制中,当选者体现的是选举其的委员会意志。委员会中每个委员则代表选举其的下级委员会意志。民族意志在这种结构中,会通过递进委员会和逐层递选过程递进地综合形成,从而不需要精英的主导,也就摆脱了精英的操控。

 

递进民主制使社会每个单元都实现高度自治,保证自由、公平和异质性,因此民族独立与否便不再重要。独立的主权可以给民族精英提供舞台,对普通民众却无实际意义。摆脱了精英操控的民族,因而只会关注现实具体的问题,不再有追求独立的动力。

 

那时,即使精英、媒体仍能煽动大众的激进情绪,也会因为公权力在递进民主中分层的性质,高层决策可以得到“隔层保护”,不受大众直接制约,从而避免被裹挟。

 

递进民主层次的提高也是社会理性逐层提炼的过程。最终由各州、地、市当选首脑组成的全藏管理委员,具有西藏的最高理性,更不会为了迎合社会情绪把民族带入灾难。由此,递进民主制从制度上确保西藏不会独立。中国对“中间道路”就可以真正放心。

 

西藏统一与“合纵连横”

 

再看递进民主制如何使西藏更好。“将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政体”,一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对此的担心,根源是在于西藏若有独立动力,藏区统一不仅会使西藏实力大增,出问题造成的损失也扩大一倍。但是反过来说,只要西藏不再有独立动力,藏区统一就会降为行政划分的技术问题,中国就无需死守不让了。

 

递进民主制不仅使西藏失去独立动力,也决定了规模扩大不会导致“野心”增加。因为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单元都是自治的,自治的本质是以自身利益为重。这使得西藏不会成为统一体,反倒分成了众多自治体。其中每个自治体都谋求自身利益而非整体目标。即便所有藏区合并成“整个藏区”,这个性质也不会改变。从这个角度看,递进民主制为藏区统一打消了障碍。

 

递进民主制不是仅仅“分化”藏族,如果中国也实行递进民主制,汉族同样被“分化”。因为递进民主制形成的是自治体,而非民族。中国31个省区中汉人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在一起对付藏族。每个省都追求各自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事务时,考虑的不会是民族区分,而是利益异同。面对利益,有的汉人省可能和西藏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西藏一致。汉人省不是把西藏当作异族,而是视为国家管理委员会中31票的宝贵一票,各方都要争取。因此,这时对西藏更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而是作为中国一个省区,面对分割为不同省的汉民族去“合纵连横”。何况,一旦涉及民族问题,西藏至少有新疆、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在票数上已够相当份量。

 

防止神权操控民主

 

西藏有数百年政教合一的传统,达赖喇嘛至今仍有这样的地位。西藏境内的宗教也广泛影响世俗事务。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实行代议制并非一定能获得民主实质。即使法律禁止政教合一,不许神职人员参加竞选,也会有很多虔诚百姓按照活佛喇嘛的意旨选举代议者。

 

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如果多数人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理社会的权利交给宗教人士代行,那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过掌权,恰恰通过民主就可以做到。如果有一天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甚至可能发挥专制的作用。

 

这种担心不是为了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脉地位,又能防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这也是达赖喇嘛多年思考和强调的。民众置身大规模的代议制选举,不了解应该选谁,因此才会把宗教领袖的指示当作依据。而在递进民主制中,基层选举是在小范围的委员会,不存在不了解,因此会以选谁对自己有利作为投票标准。宗教只是伦理背景,不会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而在高层选举中,选举者是对自己代表的自治体负责。就算宗教可以影响基层民众,只要得到本委员会的支持,也不必顾虑宗教界的态度。

 

递进民主制有两方面功能,一是能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能把强势的宏观因素阻隔在外。这两种功能都很重要。代议制是一种宏观政治,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重叠,因而容易受影响,或者就得反过来限制神权。递进民主制却可以在无需挑战宗教权威的同时,把宗教与政治分离在互不重叠的范围,避免二者冲突。这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政治的西藏,意义重大。

 

 

异质集团实现共和

 

代议制的治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统治。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在分裂成对立阵营的社会,不论哪个阵营上台,都意味另一个阵营被统治。如果被统治的阵营能量较大,就容易导致社会出现分裂和震荡。

 

比如西藏实行代议制,政党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共失败。这样的结局不会被中共接受。而递进民主制却不会有整体的输赢,因为选举分散在各委员会内,没有政治集团立足的基础,也没有事先的划线。流亡藏人和共产党人在各委员会内是平等的,因此递进民主制应该比代议制更容易让中共接受。

 

西藏实现高度自治后,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置中共时期的党政人员、离退休人员、积极分子,以及靠财政维持的国有企事业职工。这批人的数量大,能量更大,稍有不慎就会出事。当两个阵营必须共处时,由谁统治都会成为问题,都不可能轻易整合对方。而递进民主制不再有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不再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因此能给不同阵营和平共处提供空间。

 

例如,流亡藏人和共产党的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各自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不同自治体之间的协调交往,是在递进民主的更高层次进行。那种层次有理性且善于妥协,也容易宽容,这种结构适合异质集团的并存合作。直到有了足够的过渡时间,对立已经淡化,再逐步开始融合。

 

同样道理,在多民族共处地区,尤其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特别适宜发挥递进民主制的长处。首先可以在各民族的小聚居区实现本民族人群自治,保证民族生活与文化不受外族干扰和压制。然后随递进结构上升到更高层次,再由不同民族聚居区的当选者组成共同的管理委员会,实现多民族共和。这种“异质同构”,应该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模式。

 

西藏带动中国

 

递进民主制除了有利解决西藏问题,也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合适途径。当然最难是开端。我认为在西藏开端,比在中国开端容易。一是西藏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二是达赖喇嘛有号召藏人投入的权威;三是西藏的宗教信仰可能产生“填满监狱”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不具备的。只要递进民主制能在西藏获得成功,就会给中国竖起榜样,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就可以由此启动。

 

流亡西藏在代议制思维中走了几十年,轻易不会摆脱固有模式。目前流亡西藏的政治制度建设仍是在步代议制后尘。那即使能在海外良好运转,搬到西藏境内也会问题多多,更不要说突破目前的僵局。

 

西藏问题和中国转型同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难题。二者是不可分的。没有中国政治转型,西藏问题也不会真正解决。“中间道路”目前陷入进退两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二者一并考量。西藏想获得美好未来,前提是中国也得同样变好。这个前提绕不过去。

 

为了西藏,西藏应该成为带动中国多米诺阵的头一块牌。

 

 

2007-2-11 北京

 

 

 



[1] 明镜出版社1998

[2] 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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