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宗教

 

民族主义与宗教

 

 

 

陆炜(复旦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宗教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宗教的对立就意味着民族的对立?宗教的对立,在什么意义上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民族的对立?

 

王力雄:我是宗教门外人,只能从门外的角度谈些观点。宗教和民族主义二者应该有相通的地方,但在我看二者的不同也许更大。宗教应该是超民族的。从宗教意义上讲,宗教的真理是普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只属于哪个民族的。而民族主义往往只是针对自己民族而言。

当然,一个民族经常信仰共同的宗教,这看上去显得民族和宗族似乎有一体关系。但是民族是以种族划分,宗教却是以信仰划分的。如果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管是白人、黑人,不管是居住在地球的那一部分,大家都是兄弟;然而若信仰不同宗教,哪怕属于共同的民族,甚至就是血缘同胞,相互都会感觉有很大隔膜。这种隔膜是产生于宗教之间的排斥,而不是产生于民族或种族。宗教的排他性是从终极出发的,宗教的追求也是针对终极;民族主义则是现实的,世俗化的,是血脉相同,文化相同,好恶相同的一群人。因此我宁愿把宗教和民族当作两个范畴的问题,两种不同的事物。

实际上,今日世界宗教和民族有时还呈现相反相成的关系。比如我在观察西藏问题时发现这种现象:伴随现代化发展而导致的世俗化,一方面造成西藏城市青年的宗教意识淡化,同时也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在那些虔诚笃信宗教的藏人中间,民族主义却相对要少一些。

 

陆: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中,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过去十年发生的若干重大冲突,是共产主义后的继承战争。冷酷无情的领导人利用最原始的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差异来维持或攫取权力。”我注意到,他将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差异放在一起这一点。同时,我也记得,您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讨论西藏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准宗教民族主义”的概念;不知道“准宗教民族主义”概念应该作怎样的理解?

 

王:我是使用过“准宗教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也能导致一定的超越性,让人为其献身,凝聚一个群体,并产生某种崇拜——例如对其民族传统和文化,因此可以说它具备了某些与宗教类似的性质。之所以我称其为“准宗教”,是因为我认为民族主义不会成为完整的宗教。它具有的宗教性和以往那些包含在意识形态中的宗教性是等同的。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当年也曾一度为几亿中国人崇拜和癫狂,那种信仰的状态可以认为接近于宗教,有自己的神,有自己的教义。但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宗教”与真正的宗教是不同的。真正的宗教追求的是终极和永恒,不是急功近利、为我所用和立竿见影的东西。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最关注的并非现实问题。但是民族主义也好,我们以往的意识形态也好,完全是聚焦于现实问题之上。它的目标,比如民族昌盛,或者是实现某某主义,和宗教比起来,都明显地缺乏长远,以致会在历史轮回中很快地凋零,而宗教却在千年的风吹雨打中始终根深叶茂。

 

陆:在很多地区,伊斯兰复兴和民族独立是相结合的,还有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问题,按照你的认识,原因是否是伊斯兰教本身所具有意识形态性?

 

王:的确,在类似巴以之间的冲突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也不能由此就说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一体的。伊斯兰世界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从中东到阿拉伯,到非洲、亚洲,还有欧洲波黑、科索沃,都是穆斯林,他们在人种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就存在非常强的认同。这是共同的宗教给不同民族带来的共性。同时,即使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比如说中国的回族,民族相同,语言文化和传统也都相同,却因为教派的不同,彼此经常发生相互冲突,激烈程度有时完全不比民族之间的冲突小。

 

陆:在感觉上,藏民族似乎民族性和宗教性合一的特点比较强一点。

 

王:其实对藏民族也不是这样,藏传佛教认为,普天之下所有的生命都是需要由佛教去教化、超度、提升的,包括动物、昆虫都有佛性,何况乎不同民族的人。所以佛教是不分人种的,藏传佛教目前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积极和活跃。

我写过一篇幻想小说,写道达赖喇嘛去世后转世为美国的白人。我是把这种转世当作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写。但西藏宗教是不排斥跨种族转世的。有人把我那小说的故事给西藏一些高僧讲,他们对此频频点头,认为没有障碍,是可行的。西藏宗教并不认为只有藏族才能对其进行传承。事实上,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高级状态的宗教是不要超越民族的,它们都是普世的。

 

陆:那是否意味着。从事藏独的达赖——根据我们官方的讲法——是政治的达赖;而另一方,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则是另外一个达赖,是宗教的达赖。是否有两个达赖的问题?

 

王:我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非常肯定的判断。我相信达赖喇嘛既是一个宗教领袖,同时他又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活动家。他在进行政治运作过程是否会有意无意地利用宗教,我想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我,我肯定用。但我不是宗教徒,我不能以己度人。

顺便说一个话题。达赖喇嘛有一点是我非常欣赏的,就是他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我不知道这更多地出自他个人的品性,还是出自佛教本身。我感觉佛教的宽容性似乎普遍比较强。从日常接触来看,跟佛教徒在一起,他们一般不对你进行传教。除非是你主动去跟他们讨论,才会有回应。当然,也许我接触的佛教徒有限。但是我接触的基督徒朋友,几乎总是在进行锲而不舍的传教。只要和他们对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宗教,并且总是强烈地要你信他们的教。

达赖喇嘛有一次在纽约中央公园做宗教法会,参加的人有好几万,不同人种、不同宗教的信徒都有。达赖喇嘛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默想自己心中的神明,然后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他并不要求参加他的法会的人都要想佛祖。但是基督教的一些朋友——我主要是指大陆的基督徒,在这方面表现得就不够宽容。举例说,当我跟一位女士讲到达赖喇嘛的这个故事时,她回答说那正好证明达赖的教是假的。如此的武断,让我觉得和她已经没有了对话的可能。而我在佛教人士当中,是不太听到对其他宗教进行这种攻击的。

人类族群的划分,往往不是按照种族,而是按照宗教。宗教本身具有的排他性,并不等同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当然,一旦宗教的排他性和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合在一起时,就会非常严重。比如塞尔维亚人信东正教,波黑穆族信伊斯兰教,他们冲突的激烈程度就会加倍。其实波黑穆族和塞族据说原本是一个种族,只不过其中一部分人的信仰改成了伊斯兰教。所以你看,即使是同种的人,由于信仰不同也会导致那么大的冲突!

因此,实现世界和平,一方面要在消除民族主义冲突上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在消除宗教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方面下功夫。目前世人对前者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对后者的重视程度我感觉还不够。

 

陆:也许,宗教排他性是与真理的唯一性联系在一起的。

 

王:对宗教总是宣称自己掌握唯一真理,其他宗教都是异端邪说,我是不赞成的。我现在不能确定自己是个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过去很长年代我都可以肯定地说我信的是无神论。但是随着对世界理解的逐渐加深和眼界的逐渐宽阔,我开始越来越感到这宇宙也许存在冥冥中的主宰。当然,我现在仍然没有一个肯定结论,也许可以说此时的我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有神论者,而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种不可知不是认识阶段上的尚未认知,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可知,是一种命定。因为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却不能面见,既不能用逻辑的方式推导,又不能用物理的方式验证;反之如果说无神也是一样,谁又能对无神进行证明呢?因此神对人而言也许永不可知。神存在还是不存在,全在人的信或不信一念之间!

不过我要说的是,即使宇宙中真地存在神,我相信那神既不是基督教的神,也不是伊斯兰教的神,也不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神。我相信宇宙中只能有一个神,不可能同时并存不同的神。世界上的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都有上千年历史,如果只能有一个宗教是唯一的绝对真理,其他宗教都是谬误,是异端邪教,这些谬误和异端怎么会有如此之长的生命力?能够经历千年风雨而不倒?千年时间本身已足以证明每个宗教都有其自身合理性。我对此的看法是,不同的宗教只是处于同一个球面上的不同位置,从不同方向努力接近圆心。而那圆心就是这宇宙唯一的神。每个宗教所信仰的不同之神,其实不过是从不同方向、不同途径所看到和接近的那个唯一之神的不同侧面而已。

唯一之神让这世界存在不同宗教,也许正是为了从不同侧面展示他自身的完整。从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宗教都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最终达到圆心。然而这所有不同的宗教实际都是殊途同归啊,都是在向着同一个圆心接近。只是因为角度的不同造成每个宗教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不同,各有各的语言,但基本的东西,爱、和平、慈悲等,不同宗教的很多内容不都是共通吗?

至于伊斯兰教在近代显示出一种比较强烈的极端性、反抗性,我认为不是其宗教本身的原因,原因是在于穆斯林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伊斯兰社会在与西方对抗及赶超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失败、落后、失去自信,正是这种挫折导致了强烈的反弹和对传统的回归,这种反应有时披着宗教外衣,用伊斯兰宗教去为某些极端的——或者说一种进攻性——行为提供话语和理由,解释自身遭受挫折的原因,指控西方世界的不合理,我不认为这是出于伊斯兰宗教本身,而是穆斯林族群针对自身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不良命运的一种应激反应。

 

陆:接一下您的话题。目前,“全球化”是一个热门话题,您认为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是,那么在全球化格局下,您觉得民族主义和宗教会出现一些变化不?它们之间有哪些新型的关系?

 

王:至少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全球化是很难阻挡的。所谓全球化就其基本的概念而言,其实就是美国化,就是追随美国的标准,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当今世界,西方社会跟着美国走,东方社会和整个世界跟着西方走。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大家一块跟着美国走,差别只是前后的位置不同。即使是那些以美国为敌的国家,也不敢不用美国推崇的概念,如民主、人权,更不用说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内容。

而美国化的核心,在我看就是物质主义。西方文明具有人类征服自然的本性,把世上的一切变为人之所用。物质主义是这样一种东西,其对人类生活的基本评价是物质生活水平,标准就是经济增长率,什么GDPGNP,贸易量、进出口额、顺差逆差,人均收入、住房面积,人均拥有的汽车、电话、电脑等,人类活动的一切目标似乎就是把这些数字不断地提高。

这种美国化趋势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主流。遍地开花的麦当劳、肯德基就是象征。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但确实是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象征。就像可口可乐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一样,水里加点糖和颜色,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的大生意,在这世界上无孔不入,没人不喝。美国化就具有这样的力量。

虽然我认为全球化趋势难以阻挡,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趋势是让人欢欣鼓舞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幸福不是能用经济发展,能用数字的增长来实现的。幸福不是一种实体,不是说这儿有一盘幸福,你就使劲吃吧,吃得越多,你就越幸福。幸福不是物质,不是靠生产可以生产出来的。固然,物质的满足可以给人某些幸福的感觉,比如人在温饱受威胁的情况下,物质满足了温饱的要求,人会产生幸福之感。但是假如超过这个界限,在人已经温饱不愁的时候,幸福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了。所以虽然以物质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全球化正在不可阻挡地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给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各民族的人民带来幸福。

而宗教恰恰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一种事物。因为宗教本身是精神性的。即使人在很清贫的状态之下,只要有宗教信仰的满足,仍然可以得到很大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本质上的幸福,是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对具体宗教信徒而言,这种幸福要靠哪一个宗教才能满足当然非常重要,但对我而言,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宗教,只要能够实现给人幸福的功能,究竟是哪一种宗教并不重要。每个宗教对其信徒都有这样的功能,这是宗教的重要价值所在。

 

陆: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全球化是否也是一种宗教扩张相联系的全球化?您刚才提到全球化和美国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一个社会,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它宗教的空间是否有可能会被压缩?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否会面临一些危机?

 

王:既然全球化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美国代表西方,西方的宗教就是基督教,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基督教获得扩张是必然的,也会同时对其他宗教产生消解和压制的作用。现在,基督教文明的确正在全球取得节节胜利。这到底好不好呢?肯定有好的方面,你看即使是专制国家的政权,无论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多大差别,也不敢表示对产生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等说不,顶多是辩解自己社会的条件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和进展是好的。

但是我不认为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能够消灭或统一世界的其他宗教信仰。理由在哪?细的暂且不讲,就从历史经验来看,目前世界存在的大宗教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从未中断过相互之间的碰撞、争斗和相互挤压,然而这些宗教都没有消亡,直到今天仍然都有数亿信徒,这足以说明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是不可能因为历史某一阶段的谁强谁弱和谁兴谁衰,导致某个宗教彻底灭亡、而另一个宗教彻底胜利的。我不认为历史会是这样的。

另外,从具体分析的角度,每个宗教的形态和它覆盖的人群——其生活的地域、环境、历史传统等有关。对某种人群,某一种宗教会比其他宗教更为合适。譬如从生态来看,当地最普及的宗教信仰,往往能在当地人与其生活的环境之间起到最佳调节作用,形成环境、生态、人群和信仰之间的最佳关系。由此可以看到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实际功能。虽然宗教徒不会这样看待宗教,但是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正是那个地区的人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构成了那种宗教在那个地区产生、巩固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反过来又服务于那个地区的人和生态。

基督教文明普及的地区是欧洲和美洲,走过那些基督教地区,会感受到与伊斯兰教地区和佛教地区有很大不同。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眼前马上能看到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所生活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也不能让人相信一种宗教的文明可以取代所有其他宗教的文明,哪怕它的扩展态势再强,也做不到。当然,如此论证有点简单,只是取了一个方面为例。我不是研究宗教问题的专家,只是信手拈来,从一个角度说明单一的宗教未必可以适合不同地区、条件和传统之下的不同人群的要求。

 

陆:那是否意味着,即使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所有的民族都接受了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这个现实,基督教还是不能一统天下,因为全球化不能消灭一切区别?另外,假如有一个人说,您的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您会做出反驳吗?或者,您就认可自己的观点就是地理环境或者生态决定一个社会的意识?

 

王:地理、生态环境对人的意识发展影响只是一个方面,不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不同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决定了不同人群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西藏的牧区,因为海拔很高,不能生长农作物,因此不能农耕,也就没有发展出农耕文明。那的生产方式是放牧。而高原地区气候寒冷,草长得矮,单位面积的载畜量有限,同时矮草又无法收割和储藏——不能像美国那样用机器割草然后打成草卷储存,这就决定西藏的放牧是游牧。游牧意味着要一年四季搬家,房屋不能背着走,就只能住帐篷。这就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再举个例子,藏区政府曾想在牧民中推行风力发电机,因为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是有电。风力发电机是由金属构件组装的。在搬迁草场的时候,那些构件只能靠牦牛驮运,因为草场上没有公路,一会翻山,一会过河,不能走汽车。牦牛走路时有个特点,就是往一块挤。这样驮在牦牛身上的风力发电机的金属构件——叶片、杆件什么的——就会戳痛其他牦牛。牦牛一被戳痛,就会受惊到处跑,整个牛群也就惊了,满山遍野地跑散,非得把身上驮的东西甩掉才算罢休。因为这个,风力发电机推广不了,试了几次,大家都不要了,又回到原始的那些东西,牛毛编的口袋,牛皮做的口袋,里面装的东西都是软的,顶多有一些木头杆子,戳不痛牦牛,才能适应游牧的迁移。没有电,自然不能看电视,用洗衣机,不会有各种家用电器,这就决定了只能还去过那种自古以来的生活,点酥油灯,烧牛粪炉。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什么宗教呢?只能是他本土的,和游牧生活相适应的宗教。遇到一座山,就去敬这个山的神来保佑;遇到一条河,要求河的神别发水,不要淹死牛羊;看见天,要说请别下大雪,不要刮狂风,下冰雹。

全球化其实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在于,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这是世界的资源和生态条件所决定的。

我听到一个藏族人这样说:“我们藏族五百万人,北京的一半不到,中央拨个款,建几个大企业,把全部藏人集中起来都上班,就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在这里放牛放羊,拣牛粪烧牛粪,为什么要这么过呢?”简单地论证,这种设想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深圳不也是从无到有,一个小渔村变成现在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吗?可以按照建深圳的方式把整个藏族装进一个大城市。然而那意味的是什么呢?人类原来是在这地球上寻找各种可能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各种可能的极限,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家园,也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文明。然而如果大家都下到谷地和平原去建城市,就具体个人的生活而言,不是不可以。但那时整个西藏高原将成为一片无人区,成为人类弃绝之地。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将使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如果藏人真地聚到一起,变成一个大城市、大企业,可想而知,超级市场,夜总会,高楼大厦都会起来。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就会进入每一个藏人的家庭。而一旦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宗教也就可以随之改变,基督教文明就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藏传佛教则会衰落让位。

对于中国今天的国力来讲,彻底改变五百万藏人的生活应该是能做到的,重建一个深圳就是了。但是应不应该那样做呢?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使人类丧失一种非常宝贵和独特的文化。

我对全球化的最大担忧,是在于它可能给文化多样化带来的破坏。如同形成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是生物多样化一样,生物的物种越多,生物链越复杂,生态平衡就越稳定。即使物种中的哪一个出了问题,或生物链发生一定的起伏,都不会对整体的生态平衡起到根本破坏。但是随着生物多样性降低,物种越来越少,生态也就越来越容易失衡。一百条腿的凳子非常稳定,断掉二十条腿都没关系,三条腿的凳子再断一条腿就会倒。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被美国化一统天下,实际就等于让人类坐上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凳子。如果我们明白必须以生物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也应该懂得必须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生物毕竟还不是人类创造的,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人类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化,等于是在自己消灭自己。

目前世界的美国化进程还没有暴露出太大问题,只是显得比较单调。在美国旅行,走到哪看的都是同样的快餐店、旅店、连锁店、加油站,一模一样的牌子和标志,车开到每一个小镇都差不多,甚至连阿拉斯加都不例外。真是让人烦。但我反对文化的一元化,并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希望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人类驶向未来的航船总会遇到风浪,一旦有一天发生重大危机,我们一定需要从先人的古老智慧中寻找启迪。不同的文化资源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独特的帮助。假如人类那时只剩下美国化,就会失去那些独特的启迪与帮助,就可能让人类在危机中走上不归之路。

我对基督教是非常尊重的。可以说在我接受的文化营养中,基督教文明的成分最多。但是我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文明把人视为上帝所造,是万物之灵长,万物皆归人所用,这种世界观带来很多人类当前的病症。目前,科学面临种种无限制的发展,包括基因工程、克隆一类的事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后果将是什么,但还是在不停地发展。这样下去的前景是很可怕的。就如电影《侏罗纪公园》,创建侏罗纪公园是出于理性的,可以说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问题在于事物的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进入“混沌”状态,将脱离任何人为的设计与控制,产生独立的走向和谁也无法预料的结果。在电影中,侏罗纪公园的恐龙最终反过来攻击创造它们的人类,而人类束手无策。我现在也担心,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会不会也出现类似侏罗纪公园的失控,反过来破坏人类,而人类只能束手无策呢?假如在那时,这世界还有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各种古老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智慧传留下来,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办法来脱离困境。怕的就是在那时,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陆:或许,文明的多元化其实也包含着宗教的多元化,但是现在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经常会放在一起讲,被认为是世界动荡的一个原因,您是否认为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这种动荡会不会受到某种抑制?

 

王:我还是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对于全球化——西方节节胜利和基督教文明不断扩张——的一种反应。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存之力越来越小,还手之力越来越弱,竞争中越来越处下风的时候,会陷入一种沮丧和绝望,这时的反应往往就会是极端主义的。今天所说的现代化是按西方标准来论的,但它成了世界发展的主流。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圈,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儒教文明,都曾梦想跻身于现代化行列,在现代化世界取得一席之地,能够和西方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但多数都失败了,或者是遭受很大挫折,才导致他们转回头,复归自己本来的宗教和传统,以重新整合族群,统一被搞乱了的意识。尤其在他们认为自己是遭受欺压的时候,这种反弹最容易演变成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种好的宗教和一种好的民族主义达到一个好的结合?目前的宗教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恶的可能,有没有一种比较善的可能?另外,佛教是不是您比较认可的宗教?

 

王:对宗教这种事物,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说过即使相信我们的宇宙有一个主宰,也不是哪一个宗教能够唯一代表的。宇宙主宰是需要从不同方向去认证和追求的,接近其的途径分布在立体的球面上,是无限多的。比较广博的宗教体系在那球面上覆盖的面积可能大一些,但是哪一种宗教都不能认为自己覆盖的面就是全部。

我和你谈基督教的话题,有时会用佛教的矛对基督教的盾;但这不代表我有什么偏向,我和佛教僧侣讨论的时候,也用基督教的优点去诘问佛教。比如说,基督教有圣经作为最高经典,可以让信徒通过反复阅读去自己获得对教义的把握,而佛教经典浩如烟海,且晦涩难懂,必须通过僧侣的中介才能被信众了解,这种中介有时会演变成权力,通过话语权去谋取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以及愚弄和控制信徒。

我不太相信世界最终会出现唯一宗教的情况。宗教之间只能并存,因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传统,需要不同形式的信仰,对终极有不同的解释,对归宿有不同的展望,不是一种宗教能够胜任的。

 

陆:您能对基督教谈些具体看法吗?

 

王:我认为,基督教基本代表了当今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主流。几乎所有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观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虽然我生活在一个东方国度,一个以国家和家族为本的文化之中,但从小向往的却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很长的时间中,基督教文明在我眼中就是进步的化身。但是,当我和基督教文明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发现了它有致命的病灶,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妄。目前泛滥于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就是和这个根紧密相联的。当一种文明认为万物都是为自己所有和所用,它的攫取性和扩张性将非常可怕。对此,我们从西方文明的整个历程中都能看到这个影子。

反过来看另外的宗教,如佛教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相互轮回的,此世我们是人,下一世却可能转世为其他动物。在这样的意识之中,就不太有无限扩张的冲动,就会怜悯其他物种,就少一些征服心和侵略性,所以佛教文化崇尚安贫乐道,知足长乐,不杀生等。当人类面对的是非常富饶的、有待开发的大自然时,基督教文明肯定占有优势,一方面是征服自然的强大冲动,一方面释放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二者结合在一起,可以非常有效地激发人类创意与活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社会的高速发展。基督教文明把一切都视作为人所用,与自然的关系是理性和功利的,去分析它,解决它,利用它。而佛教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则往往是膜拜它,敬仰它,安慰它。也许因为东方文明中有太多对自然的敬畏和不敢触碰,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剖析,只能发展出一种伦理方面的或文化方面的复杂解释,无法变成简明实用的科学技术。而西方文明因为其对万物的主人心态,没有伦理障碍,完全从理性角度观察解释、为我所用,就能发展出一个科学体系。随着科学体系不断发展成形,完善到一定程度,西方就一下子强大起来,而东方则落在了下风。

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我们却发现自然不再是无限的,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地球,西方式的无限扩张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如何能在有限的地球上满足无限的欲望?这是一个死胡同,也是基督教文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它自身的体系是似乎难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伦理资源。

当然,这个问题对目前的西方还不到生死攸关地步。西方或许还能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再走几代人。在西方旅行的时候,我常感慨上帝似乎特别厚爱西方,到处是森林、植被、河流,人烟稀少。东方则到处是人,我们的中国更是山河破碎。这样讲似乎有矛盾,既然基督教文明那样征服自然,为什么却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生态?这个话题扯起来就远了,不是这里能讲清的。我们暂且先看到一点,西方的征服性不一定体现在掠夺自己生存的环境,而首先是向外扩张。欧洲有长期的殖民历史,新大陆的发现更是一个巨大的释放,它的很多财富从殖民地攫取而来,东方的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直接或间接所为的结果。至于今天地球的臭氧空洞、温室效应等,主要的制造者更是西方。然而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的确是在东方,尤其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中国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是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正是按西方道路狂奔的一百年,结果生态被破坏到接近毁灭的边缘。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美国式的物质主义道路走下去,最终肯定是死路一条。

 

陆:能否对全球化境况下民族主义问题和宗教问题解决的前景作一下预测?

 

王:在今日世界,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解决。既然全球化不可阻挡,必然会产生某种文明不断扩张、其他文明遭到压缩的情况。看上去就如同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我本人是不太赞成“文明冲突”说的。文明本身怎么会冲突?发生冲突的只能是人。我宁愿用族群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归类为“文明”。我主张强势的族群应该给弱势族群一些空间,给他们尊重而不是歧视。弱势者往往有过度的敏感——所谓自卑的自尊(那同时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必要),看上去就会显得极端,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看到,即使某个族群眼前是强大的,却并不意味就会永恒,而且再强大也不会是无懈可击的。911恐怖袭击本身是一个罪恶,同时也能给人一个提醒——就是不要逼人太甚。我并非说911是被哪个直接逼出来的,但是在不同宗教和文明的扩张与挤压过程中,给对方留的空间太小,有时就会成为一种逼人太甚,其结果就可能带来具有极端性质的反弹,包括导致战争,包括产生恐怖主义。这是人类应该千方百计避免的。而到底怎样去避免,则应该从自身多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永远去挑别人如何不对,千方百计地去打击和消灭别人。这可能做不到,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同时也不符合宗教的最终精神。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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