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责任

 

王力雄

 

1989年,北京学生反腐败,要民主,带动中国很多城市掀起学生运动,最后被当局出动坦克镇压。2008年,拉萨僧侣反专制,要自由,带动了藏区各地举行抗议活动,也被军警开枪镇压。二者虽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不一样,但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比如事后一些藏人知识分子抱怨抗议民众没有理性,纯粹是鸡蛋碰石头,自身碰得粉碎不说,还使中国当局变得更强硬,让西藏政治环境更严酷,做事的空间也被压得更小。这种抱怨听起来十分熟悉,因为在六四事件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抱怨,认为学生缺乏理性,让对抗发展到极端,结果不但遭致流血,还导致了本来正在发展的改革倒退。

 

对此我是这样看,民众的反抗不能用理性与否衡量,如果反抗发生了,说明一定有引起反抗的问题存在,反抗是问题的结果,不是问题本身。即使反抗导致了镇压,也不构成不反抗的理由。因为如果遭受镇压成为不该反抗的理由,人类历史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镇压者希望停留的阶段。

 

民众之所以反抗,是出于自身处境。他们的生存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配合知识分子想做什么,他们有不满就要表达,是否影响知识分子所谓的“空间”不是他们考虑的。某些知识分子责怪民众,是因为没有以民众的立场定位自己,而是把进步希望全部寄托于当权者,才会生怕惹得当权者不高兴,似乎只有哄得当权者舒心,才可能被恩准向前。按照这种逻辑,老百姓就得逆来顺受,不要制造麻烦,以免打乱精英们安排好的道路。

 

其实,真正的社会进步很少来自当权者的赐予,几乎总是由民众自下而上推动的。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良性互动”,如果没有民众的不满、压力和反抗,也很少可能出现。中国的89运动和西藏的08抗议都已经起到或将会起到推动社会的作用,因此会被历史铭记。而运动的失败,除了因为专制政权镇压,知识分子也有责任。他们本该长期未雨绸缪地为民众进行理论和策略的准备,才能在民众起来时提供有效指导,使民众形成理性、掌握方法,却因为总是寄希望于当局,视野中没有民众,当民众起来时,只能在一旁哀叹。而民众运动也因为缺乏理论指导和组织整合,陷于涣散和盲目而失败。

 

2009-4-15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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