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王力雄

 

1、公主神话

      

     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

    

     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1。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得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朝代)的公主,那相当于底层粗人娶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2,何其豪迈。

    

     固然,以唐朝之强,不至于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西藏的古名)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哭得连河都改变了流向(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的来源),此传说足以反映后人对她的怜悯。文成公主死后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传说就更惨了。金城公主为雍王守礼的女儿,被中宗嫁给吐蕃。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出长安百里,在当时的始平县与公主分别时,中宗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特赦免始平的死罪犯人不死,免始平老百姓一年徭役,把始平的县名改为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此说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而原本吐蕃使者是说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真娶她的却变成了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而娶她的藏王赞普,据说老得满头白发和胡须,竟然看不出脸在哪一边3

    

     不能说中国的公主进藏对发展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没有作用。比如松赞干布自打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有人历数那一时期吐蕃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如下:

    

         

     “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命薛仁贵率师十余万以讨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将军王孝杰大破之;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吐蕃寇凉州,官军败绩;长安二年(七0二),吐蕃入寇,四役皆破之;玄宗开元十二年(七二七)吐蕃入寇,王君奂大破之;十六年肖嵩败吐蕃于祁连;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吐蕃寇长安,郭子仪击败遁;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吐蕃入寇陷监州等地;贞元五年(七八九),韦皋大破吐蕃,隔年又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六年(八0一)吐蕃又大举入寇。”4

    

         

     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能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德宗年间,吐蕃仅从河陇一地就掠走五十万青壮大唐百姓为奴隶5。唐穆宗长庆年入使吐蕃的刘元鼎行至吐蕃龙支城时,以往战争中被俘的唐军将士“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名为《缚戎人》的诗,描写一个曾被吐蕃俘虏的唐人之悲惨经历,则是更加生动传神。6

    

     讲了这么多公主,为得是说明以一相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固然,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神话。

     

       

 

1 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0

 

2 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1

 

3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9-120

 

4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

 

5 通鉴卷226,页5

 

6 《缚戎人》全诗如下: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徒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遽行。身被金疮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汤费杯盘,夜卧腥膻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偾偾。自云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皮带。惟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中泪潸垂,誓心密定还乡计,不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蕃侯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走逃归。昼伏夜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塞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能听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并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地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2、蒙古不是中国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于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于: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的实施的主权?

    

     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后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后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于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Q”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

    

     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1。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2,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

    

     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于忽必烈大帝3。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4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5。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后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6。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

    

     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于色目人等级,高于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7。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1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5

 

2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历史研究》59.7

 

3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78

 

4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5 《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2-173

 

6 《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

 

7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3、收缩内向的明朝

    

     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可形容为“应酬”),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凡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1。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

    

     大陆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机构2。由这个名称(防卫之意)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

    

     大陆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1985年大陆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集中了对中国有利的史料),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81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3。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

    

     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方面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于真正表示臣服的内涵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主张从小处解读历史,冠冕堂皇的大说法往往只起误导作用,了解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历史上中藏关系的本质,所以不妨对这一方面多说几句。

    

     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有。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于“中央帝国”,那么能靠什么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

    

     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

    

     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

    

     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4。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5。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

    

     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进一羸马辄获厚值”6。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熟番”,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乌思藏(卫藏地区)的“生番”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7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如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就没能执行下去8。贡使团人数仍有一团即达到1470人之多9。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

    

     最后一项被说成中国对藏主权的根据──明朝与西藏有比较密切的茶马互市贸易──就更加软弱了。西藏有马,中国有茶,两方互有需要,这种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广为开展。明初由官方垄断交换,后来变成以民间交换为主。不过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有贸易就说有主权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国现在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岂能意味着对它们都有主权?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11

 

2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6

 

3 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目录页

 

4 即使对西藏地方一般喇嘛僧人前来进贡,也有规定的赏赐如下:“刺麻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表里,苎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合生绢四匹,苎丝衣一套,内二件给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十斤。从桃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苎丝并竣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明会典》卷111,礼部69,给赐2

 

5 如明廷对西藏所贡马匹一律给价。宣德以前,不论其等第高下同一给价。宣德元年,礼部奉旨定议按马匹的等第高下分等给赐“价赏”如下:“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苎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红丝一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苎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明会典》卷111,礼部69,给赐2

6 《续文献通考》卷29,《国用考》。

 

7 《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8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7198

 

9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2

 

 

4、清代对藏的经营

    

     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情况有了变化。清不是汉人的王朝,而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人灭了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满族人对汉人进行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以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为北方部族,满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人必须能同时控制蒙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满清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了西藏。

    

     满人要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们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人。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兴喇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达赖与班禅也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让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清朝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1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3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4。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1881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的。

    

    

     “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顶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职位较低的驻藏大臣骑马跟在后面,他似乎喜欢看带着沉重镣铐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罚的头人们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着。这位驻藏大臣的轿子一样也由八名士兵抬着。他的随员及侍从也与首席驻藏大臣的随员侍从相等。他们的卫兵全副武装着中国的火枪及长矛……”5

    

    

     根据当时的感受,达斯得出的结论是: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6

    

     达斯目睹上述场面是在1881年,那时清帝国已趋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说自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通过达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驻藏大臣的时候,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195011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7

    

     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

    

     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他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

    

     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噶厦)大臣(噶伦)。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8

    

     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

    

    

 

1 《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星皇帝御制喇嘛说》

 

2 《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星皇帝御制喇嘛说。

 

3 《圣武记·国朝绥抚西藏记(下)》

 

4 那彦成,《平番奏议》

 

5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8

 

6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43

 

7 梅·戈德斯坦(M.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36

 

8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4546

 

 

5、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即使把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从十三世纪缩短到十八世纪,距今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三百年的世界版图有很多变动,绝大多数并没有在今天构成问题。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此常有不平之心:中国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1727年)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才在被白人占领的印地安土地上立国(1776年),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对美国的主权提出疑问?美国占领夏威夷时,夏威夷已经立宪,而且是国际承认的独立国,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为什么就已经听不到异议,而且获得了国际公认的合法性呢?既然如此,为何西方人又认定西藏不能属于中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不合理的呢?

    

     对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霸权来解释,也不能全归于“西藏分离主义者”利用西方传媒操纵舆论。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但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这么普遍的怀疑,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的史学家论证中国对西藏确凿无疑地拥有主权时,最多引用的根据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一个名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的文件1。中国史学家宣称,那个文件表明清代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已经相当充分。

    

     《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在于明确清代朝廷对西藏拥有的权力。为了能够一目了然,不妨把其中直接有关这种权力的十八项条款分别以一句话列在下面:

    

    

     第一条  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

    

     第二条  管理西藏的进出境;

    

     第三条  监督西藏造币;

    

     第五条  任命军官;

     

     第六条  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

    

     第八条  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

    

     第十条 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

    

     第十一条  任命西藏地方官员;

    

     第十三条  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

    

     第十四条  负责外交;

    

     第十五条  确定边界;

    

     第十八条  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

    

     第二十条  决定税收;

    

     第二十一条  决定免役;

    

     第二十二、二十三条  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

    

     第二十四条  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

    

     第二十五条  处置罪犯。2

    

     

     中国的史学家们认为,如果拥有这么多权力还不叫拥有主权,这世界就没有主权存在了。西藏独立支持者所列举的“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主要根据──西藏“有自己的政府与内阁”(但须服从驻藏大臣),“自印货币”(由驻藏大臣监造),“自己的法律”(须经驻藏大臣审批),“自己的军队”(由清廷建立并受驻藏大臣节制),在此章程前岂非不攻自破?然而为什么主权意义如此充分的《二十九条章程》颁布了二百多年,国际社会却总是认为那时的中国对西藏顶多只是拥有宗主权呢?

    

     所谓宗主权和主权,二者的区别在哪里?1944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带领随员一行经印度赴西藏上任,在新德里曾与当时印度政府(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卡罗爵士(Sivolar Caroe)讨论过这个问题。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升祺这样记述:

     

    

     “沈宗濂问他,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对西藏是主权关系,而你们英国人总说是宗主权关系,请问宗主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卡罗爵士笑着说,你把我问倒了,让我们一起来查书。于是他亲自挪动短梯,从上层书架上取下一卷英国百科全书来,同沈宗濂两人一起研究。研究结果,卡罗向沈宗濂说,对这个词还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么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吧。”3

    

    

    

     这种解释也许在法律上不够严密,但这两个研究者毕竟一个是外交部长,另一个也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担任过总务司长(沈宗濂还在大学教过书),这种经验性的结论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以这个观点看,如果1793年清王朝颁布的上述《二十九条章程》全部都能得到执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不该有疑问。而至今这么多数中立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根源就在于上述章程在西藏远非全部兑现,大部分时间仅停留于名义而已。

    

     美国却相反,虽然其占领夏威夷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对夏威夷实施了充分的权力,它对夏威夷的主权就从无到有,并且从有争议再到没争议。

    

     乾隆时代能定下并在西藏颁布《二十九条章程》,说明至少在那时西藏是臣服中国的。《二十九条章程》是在清军进藏,大败进犯西藏的廓尔喀部之后,由率军的清将福康安负责拟定,奏报清廷批准的。想一想那时的情景,清朝出兵前,廓尔喀军长驱直入,进日喀则,劫掠班禅的札什伦布寺,继而向拉萨进军,全藏震动。而清军一到,连战连捷,不但将廓军全部驱逐出境,且深入廓境七百里,迫使廓尔喀投降纳贡,自此成为大清藩属。如此解救西藏于危难,西藏上下能不对清廷唯命是从吗?当时即使有人对《二十九条章程》心存异议,在清军显示的威力面前,谁又敢公开反对?

    

     然而,历史长河凝缩在史书上,虽满眼皆是大起大落的波浪,在实际进程中,太平无事的日常状态却是最多。在那最多的时间里,清朝并无大军纵横西藏,拯救者的光辉和胜利者的威严退居日常琐事之后,西藏也不会时刻都需要来自中国的仲裁和保护。那时清政府控制西藏的固定渠道只有一个──驻藏大臣。《二十九条章程》所列清王朝对西藏的权力,一律明文规定由驻藏大臣履行。中国那时对西藏控制的程度——决定中国对西藏是有主权还是仅有宗主权──也大多要通过驻藏大臣实现。

    

     所以,驻藏大臣是理解中藏历史关系的关键。

    

    

    

 

1 这个文件似乎没有发现汉文原本,因为汉人历史学家引用的也都是藏文译本。其藏文本在西藏政府的历史档案里保存。

 

2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779-786

 

3 柳升祺,《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页73

 

 

 

6、驻藏大臣

    

     后人对以前的历史进行描述,经常一言以蔽之地给一个宏观结论,似乎历史从来都有深思熟虑的背景和明确的规划。其实清朝派出第一任驻藏大臣,只因为当时的皇帝雍正发了一句话:“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各赏银一千两”1。雍正没有具体的指示,除了一千两“艰苦地区津贴”,连僧格和马喇的职位和职权也没有明确。做一个大国君主,日理万机,分给西藏的心思可能只是片断的闪念,或是对某个奏折的一句批复,然而那就是一个起动的开端,统治机器就将在实践中逐步加工出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下所谈驻藏大臣的情况,即为僧格和马喇第一次赴藏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最终形成的定制状态。

    

     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政府连续185年派遣驻藏大臣,共有正副大臣173任次135人(有人被任命两次)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其中有23人虽有任命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任2。这135人中,大多为满人,其次是蒙族人,只在后期有几个汉人被任为副职。

    

     驻藏大臣规定任期三年,实际上并不一样。最长的连续在藏七年(乾隆时期的莽古赉),最短的只有40天即被招回(嘉庆时期的丰绅)。还有的被派进西藏二次甚至三次。

    

     驻藏大臣那时进藏都从成都启程,一般约需三个月左右到拉萨。西藏高原素有“七八九,最好走”之说,新上任的驻藏大臣多在七月出发进藏。正副两大臣都驻在设于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衙门驻地几经变迁。今日拉萨已看不到当年的遗址。

    

     清代一位西藏画家画过一副“拉萨图”(现存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上面画的驻藏大臣衙署是在大昭寺西南方向,由数个四合院组成。其中两个院落内有藏式屋顶的楼房,估计就是史书所载当年正副大臣分住的两套院落。衙署环绕绿树,四周矗立六根旗杆,挂着黄旗。

    

     藏族学者国庆把清朝驻藏大臣分为佼佼者、平庸者和昏聩者三类。他推举的佼佼者典型是乾隆十五年时的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当时新继任的藏王珠尔墨特为了与七世达赖为首的宗教势力争夺领导权,串联准噶尔蒙古,策划谋叛达赖。傅清和拉布敦察觉后上报清廷,那时没有清朝军队在藏,乾隆指示他们等待军队进藏后再对珠尔墨特下手。然而珠尔墨特势力渐大,达赖喇嘛被控制。驻藏大臣受监视,朝廷派的兵却因天高路遥不知何时能到。

    

     《卫藏通志》中描写,珠尔墨特谋反已在眉睫,两位驻藏大臣决定“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3。两人遂设一圈套,请珠尔墨特到驻藏大臣衙门听旨议事。珠尔墨特并不疑心势单力孤的驻藏大臣会怎么样,带人前往。拉布敦假意捧出圣旨,在珠尔墨特跪下听旨时,由傅清用刀从后面将其砍倒,事先埋伏的人拥出一顿乱棍,珠尔墨特当即毙命。珠尔墨特的人马随后前来攻打驻藏大臣衙门。傅清和拉布敦坚守良久。围攻者堆积柴薪放火焚烧。傅清多处负伤,杀死数名叛兵之后,以刀自刎。拉布敦则挥刀跳下楼,直杀得肠子从伤口流出满地(古籍文言形容为“委蛇于地”),最终战死。

    

     《卫藏通志》如此评点他们此举的意义:

    

    

     “夫卫藏距京师万有余里,公(指二位大臣)镇其地,戎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内不足以夺其权。设珠尔墨特竟举兵反,番民性怯懦,势必举而从之,以向隶版籍之地,一旦贼陷,即使以身殉,事已无及,劳师糜饷,致贻圣主西顾,忧畴职是土,顾可以一死委其责耶?公独奋不顾身,毅然定大计,乘其未发,诱而诛之,余党虽扰攘,而渠魁既歼,如瓦解冰泮,无能为难,不旋踵而就缚,尽付厥辜。公虽死,而全藏以安,国威以振,是非霍光之诱斩楼兰所可同日语也。”4

    

    

     当时情况的确如此。虽叛乱者杀死驻藏大臣及随从一百多人,但珠尔墨特已死,群龙无首,只抢了驻藏大臣衙门的银库就鸟兽散。原在珠尔墨特控制下的七世达赖喇嘛这时恢复了权力,将珠尔墨特的党羽捉拿归案,或凌迟,或斩首,或绞死,西藏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待四川总督策楞带兵进藏后,西藏局势已稳。乾隆指示“此措置唐古忒(清对西藏的称呼)一大机会也,若经理得宜,自可永远安宁”。策楞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藏政的措施,使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由此获得进一步加强。

    

     清朝前期,其臣属犹存开国一代打天下的血气,官为二品(相当现在的省部级)尚能挥刀喋血。按国庆评判,清朝前期能列入佼佼者的驻藏大臣有9人,清后期只有35。在一百多位驻藏大臣中,佼佼者总共只有12人,剩下的皆为平庸乃至昏聩之辈。

    

     这一点乾隆自己也承认。他的说法是:“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界满,幸免无事,即可进京。”6不奇怪,今天有数小时即从北京到拉萨的飞机,去西藏工作都被视为苦差,可想当年。官场向来是越有才干者越有活动能力,也越可能免于被派往艰苦地区,所以驻藏苦差除了推给平庸无能之辈,还往往落到那些“被议降革之员”,变成“发边效力赎罪”的性质。那些人或是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以无事为大事”;或是“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吞库款”。

    

     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远离朝廷耳目,自成一体,难以制约,如果没有自觉的个人操守,很容易滋生腐败。他们虽然难以真正行使任命西藏各级官员的权力(如然巴的故事),但是制度规定所任命的官员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上奏清廷才可获批准,驻藏大臣往往就利用这个提名权换取金钱。清末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在其奏折中揭露,这种交换已形成固定价码:提名噶伦收银一万二千两,提名代本、甲本等各官,收银二三千至数百两不等,“额外需索,犹不止此”7。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还利用各种报销的机会进行贪污。如张荫棠查办的驻藏大臣有泰,其“犒劳”占领拉萨的英军只花费一千五六百银两,向朝廷报销的数额却达四万;其去印度与英方谈判的花费六七百两,报销的数额却是两万。其他各项委任私人,朋比分肥,凭权纳贿,克扣兵饷的事,不胜枚举8

    

     驻藏大臣在西藏锐意经营还是不思进取,与当时在位的皇帝对西藏持什么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清朝前期为了羁縻蒙古,稳定社稷江山,皇帝对西藏问题比较重视,驻藏大臣一般也不敢过于怠慢。如上面所说的珠尔墨特事件之后,乾隆皇帝痛斥傅清和拉布敦前任驻藏大臣纪山怯懦无能,在藏期间曲意逢迎珠尔墨特,导致其恣意妄行,酿成事端,只是念在纪山之父为国阵亡的面上,从宽免予公开斩首,赐其自尽9。嘉庆年间的驻藏大臣文弼,只因驳回西藏地方首领向清廷求赏和讨封号的请求,而没有向朝廷汇报,查出后即被革职。10

    

     从史料上看,那时期的清朝皇帝可比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具体,往往对驻藏大臣的奏折动辄批复几百字,连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回原籍是否还用头品顶戴,也批示:“在籍不应戴用,俟假满回藏时再用”11

     

     而到清朝后期,蒙古和西藏都不是社稷的主要问题了,皇帝对国是也不那么上心了。1904年,面临英军将要以武力进入西藏的严重局面,当时的清朝皇帝在驻藏大臣报告情况的奏折上也仅仅批了一个“阅”,再无其他12

    

     江山是皇帝的,皇帝都不关心,驻藏大臣自然更会松弛。这也是清朝后期的驻藏大臣较前期更为平庸和昏聩的原因之一。

    

    

    

 

1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页4

 

2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附录,“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 另参见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载《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3 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104

 

4 《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83

 

5 国庆 《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见《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6 《卫藏通志》卷九,页31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页11

 

7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8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9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五,页一二:

    十六年三月乙丑,谕曰:“纪山前岁驻藏怯懦无能,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其恣意妄行,与之盟誓,以致逆谋益肆,此番西藏之事,纪山实为罪首,是以拿交刑部治罪,业照部议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尚不意其悖谬妄乱,更有出于情理之外者。今据策楞、兆惠、班第、纳穆扎尔等奏称:‘纪山此番驻藏,令兵丁演戏,班名自乐,时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宴会观剧,日在醉乡。并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八抬轿,仍派轿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轿,以肆其志’等语。伊在藏如此行为,及傅清、拉布敦至藏,乃以体制裁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遂成嫌隙。设令纪山早能持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亦必自知敛戢。是傅清、拉布敦之死,皆纪山之丧心无耻,曲意逢迎,有以致之也。纪山之心,盖希冀苟且度日,过此二年,得代回京,而于国家大体,藏地安危,一切置之度外。大臣如此存心,尚可问乎?大臣尚可倚任乎?此案策楞等四人合奏,证据明确,实可发指。纪山之父,阵亡赐恤,联所深知,纪山即犯赃私重辟,朕必原情曲宥,至关系军国重务,朕不容屈法。岂阵亡后裔遂可偷生附叛乎!纪山本应即肆市曹,仍念其先代阵亡,姑从宽赐其自尽。”

 

10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一,页16

 

11 从《清代驻藏大臣传略》中摘录一段为例:

     四月辛亥,据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等恭递奏书贡物,并于坐床后专差巴雅尔堪布赴京。

     旨:准由川就道。

     五月乙酉,文干等奏藏台营汛应需公费请筹款生息一折。

     旨:前后藏、江孜、定日等处驻防绿营官兵,修制军械,需费较多,后藏营汛及前藏弁兵向无公费,遇有差操,均需自行筹备,其江卡等汛官兵支领台库盐折饷银,往返需费,例无开销;弁兵俱形竭蹶,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准其移咨四川总督,于司库应解西藏银内扣留一万两,发商生息,将每年所得息银解藏做为公费,仍于西藏夷情司员衙门备贮库银拨抵川省藩库,扣留生息之数。所有解到公费,并著立定限制,樽节动用,余存银两仍交备贮库收存,陆续补还拨项。其每年用过银数,咨部查核,以杜浮冒。

     六月甲辰,据奏达赖之呼毕勒罕坐床时可否照前赏用黄轿、黄缰、黄鞍坐。

     旨:著仍准赏用。

     又奏:赏给前世达赖喇嘛金印,可否仍用。

     旨:准仍  用。

     六月丙寅,据文干奏达赖喇嘛之父罗布藏年扎可否赏给爵衔顶带。

     旨:给头品顶戴。

 

12 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67

 

 

7、架空

    

     北京方面的历史学家认为《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1。然而当年正是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2,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才立下《二十九条章程》,希望以此让驻藏大臣掌握实权。没想到百余年后的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3,而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继续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4

    

     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程度,看来并没有因为有了个《二十九条章程》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方面对此一般是把责任归于驻藏大臣,从张荫棠抨击驻藏大臣“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放弃”5,到中共藏学家指责驻藏大臣“庸碌无能,惟知坐镇,一切委之达赖喇嘛转付噶伦等,没有实际控制其实权”6。他们认为《二十九条章程》已经使中国具有了对西藏进行主权控制的制度,问题只在于驻藏大臣没有很好地执行。似乎只要驻藏大臣恪于职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能够充分实施,而中国在西藏的权力松弛甚至流于形式,也是因为驻藏大臣尽职不力、庸碌无能或放任自流。

    

     如果驻藏大臣全都是所谓“佼佼者”,情况是否就可以变化呢?

    

     驻藏大臣的能力大小与尽职与否,肯定对中国在西藏的控制力有一定影响,但是把全部问题都归于这个原因,其实是掩盖了实质。

    

     不难想知,世上没有哪个当权者愿意当傀儡,也没有哪个民族的领袖愿意受外族统治。如果面临大军压境,那是没有办法,如果外族军队已经撤离,当地统治者无疑就会想方设法把臣服变成徒具名义的假象,而让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独立自主。

    

     理论上,西藏人若敢反叛,清廷随时可以把大军派进西藏。但是只要不是公然造反,清廷是不会有决心让大军远涉千山万水进藏的。西藏人明白这一点,他们会避免与北京公开作对。那么,他们要对付的,无非就是驻藏大臣及其手下一班人而已。

    

     在长达185年时间里,先后进藏的135位驻藏大臣,彼此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将他们分为“佼佼”、“平庸”与“昏聩”等不同类型也不是言之无据。然而纵观历史,决定驻藏大臣在西藏之基本状态的,并非是他们之间的不同,反而是他们之间共有的特点更具有决定意义。

    

     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他们的随员数量很少。一般情况下,在驻藏大臣衙门里工作的文职人员多时几十人,少时十几人,其中除了官员以外,文书、翻译、财务等工具性人员也包括在内。虽然拉萨一般保持数百清军,但驻军职责是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两名驻藏大臣和手下数量很少的文职人员去做;

    

     第二,驻藏大臣及下属在西藏的时间短,一般为三年,这决定其总体趋势是向外流动的,心不在藏,根不在藏;

    

     第三,驻藏大臣及下属主要集中在拉萨,只跟西藏上层社会打交道,对西藏基层政权与社会的情况既无法了解,也谈不上控制。

    

     有了这三个共同特点,就决定了驻藏大臣不可能在西藏掌握实际权力,他们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聩者”虽然也有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且不说西藏人是否愿意服从驻藏大臣,三个特点的存在事先就已经使驻藏大臣失去了掌握实权的能力。

    

     史料中很少记述驻藏大臣的日常工作和具体活动,但是可以想象,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权力体系(即政权)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

    

     事实正是如此,到1959年中共全面建政以前,西藏从来都是由当地政权体系进行统治的。清代驻藏大臣的人力只够与西藏高层统治者打一对一的交道。如果西藏统治者服从驻藏大臣,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指挥政权体系,驻藏大臣才算辗转地有了对西藏的权力。这样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如清朝大军在藏期间,西藏统治者可能不得不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然而大多数时间,西藏统治者并不面临被大清帝国武力废黜的威胁,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物质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势单力孤的外来人唯命是从,就没有任何道理。

    

     虽然《二十九条章程》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第十条),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对西藏政权各级官员来讲,驻藏大臣是一个异族人,文化隔膜,语言不通,人缘不熟,他们不可能把忠诚和服从献给这样的人,而不惜得罪本地统治者,这是基本的官场常识,别说还有民族感情、宗教虔诚和文化认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驻藏大臣无法绕过当地统治者直接指挥西藏政权。

    

     但是《二十九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任免西藏文武官员的权力,他为什么不可以靠这种权力控制西藏政权体系呢?

    

     以对藏军军官的任命为例。当时藏军有六个相当于团的编制,首领为代本,下辖十二个如本(营长),二十四个甲本(连长),一百二十四个定本(排长),再下面还有久本(班长)。按照“二十九条”章程,这些军官都应该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挑选和任命。问题是,驻藏大臣上哪去挑选这数百名军官?他人生地不熟,平时住在拉萨,很少能跟分散在各地的藏军打交道,与代本以下的基层军官更是难有来往。除非他有一个人事部门,平时能代他去各地考察挑选,然而他一共就有那么几个属员,毫无可能。结果就成了只有达赖喇嘛一方能够提出名单。而驻藏大臣面对名单上那些他念都念不顺口的藏文名字,除了同意,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这个道理可以推想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命。当年西藏政府仅在拉萨就有五十多个机构7,拉萨以外还有众多的宗(县)、奚(区)等基层政权。驻藏大臣一样无从去提任命名单,因此他的任命权也就一样徒有虚名。正如史书所载:“噶伦、代本等缺,向来虽由驻藏办事大臣奏补,但实系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孜本、商卓特巴及各大小营官亦均由噶伦等酌拟人数,然后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俱不过问。”8

    

     理论上,驻藏大臣至少可以了解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西藏高层官员,如噶伦和代本之流。他应该能对这一层的任命提出自己的名单。但是前面讲过的然巴之“死”,已经说明了驻藏大臣的无可奈何。

    

     不错,然巴如果愿意当噶伦,他可以投靠驻藏大臣,而不是背着死人的名义去度余生。然而三年一换的驻藏大臣就像无根的浮萍来来去去,达赖喇嘛的威严却终生笼罩着西藏每一个人及其家族。在这不成比例的两个靠山之间,当“藏奸”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驻藏大臣因此只能抱怨“番官惟达赖之命是听”9,而绝无可能在藏人中间建立自己的阵营。

    

     上述属员少、在藏时间短、与基层绝缘三个特点,还造成驻藏大臣的信息贫困。人少则耳目少,加上语言不通,耳目又多一层遮蔽(联豫奏稿中有“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如果能够长时间地扎根西藏,学会语言,发展地方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却又是三年一换,刚开始了解情况就换上另一拨新人。在这种状态下,除了任人摆布,实在也别无选择。再者,驻藏大臣即使发觉自己受骗,面对那些扯皮推诿软磨硬泡,往往也毫无办法。联豫抱怨:“……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国人的意志对西藏进行统治。

    

     这就像乘客和司机发生分歧时,司机不需要公开与乘客对抗,他只需以车出了问题,或是需要加油,或是前方不许左转等无数理由,就能迫使乘客服从他,哪怕乘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司机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比乘客有信息优势。驻藏大臣就处于这种乘客地位。尽管乘客可以怀疑司机是撒谎,但除非乘客自己就是汽车专家,否则肯定理论不过司机。以驻藏大臣的处境,对西藏政权之车又如何能成为专家呢?

    

     1904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初始是以要求谈判开端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支持荣赫鹏上校(Francis Younghusband)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荣赫鹏每向西藏境内挺进一段,就要求驻藏大臣前往谈判。如果早一点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也许能避免后来的结局。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以及后赴任的驻藏大臣有泰,皆以西藏当局不支应“乌拉”为由而不前往,最终导致对抗逐步升级,英军一直打进拉萨。有泰在拉萨见荣赫鹏时,仍以西藏人不支应“乌拉”为自己没有及早与之见面进行辩解。荣赫鹏为之暗笑,遂将这个辩解当作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的证明11

    

     所谓“乌拉”是西藏地方的一种差役体系,在此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方面的劳役,由那些承担劳役义务的百姓按照政府的命令为公务人员在西藏境内行走提供人力、畜力和食宿。堂堂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在面临边境战争之如此大事时,竟不能调动行路用的区区马匹,还谈何对西藏拥有主权?

    

     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几无例外地把有泰这个理由视为托辞,指责其“庸懦无能,辱国已甚”。也许从总体上,这种指责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有泰为什么偏偏挑选这个托辞,并不见得全是空穴来风。至少在平时,驻藏大臣经常在使用乌拉方面受刁难,才能随时拿它当作搪塞的理由。

    

     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当年会利用这个手段对付驻藏大臣。虽然《二十九条章程》专门有一条把派乌拉的权力赋予驻藏大臣,规定“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执票派用乌拉”(第二十四条)。但即使你开出再多的执票,他要么说马匹太瘦,不堪重负,要么说大雪封山,无法前行,要么对乌拉接力的任何一个环节暗中授意,把你抛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挨饿受冻。既不懂马又不懂路的驻藏大臣除了任其摆布,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靠这种手段,西藏人不需要公开对抗,却能把驻藏大臣的行动完全限制住。倘若连在西藏行路都受制于人,可怜的驻藏大臣又如何谈得上治理西藏呢?

    

     我用“接口”比喻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那时的西藏保持完全自治,自成一体。驻藏大臣只是北京伸向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的本地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朝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才能实现。

    

     清代中国对西藏有无主权问题,在这里也就有了一种更具体的判断: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服从北京“接口”的指令,中国对西藏就有主权;如果西藏架空北京的“接口”,只是在诸如外交、国防一类大问题上表示服从或不敢违抗,那就只能算是宗主权;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不听从,甚至割断“接口”,那就什么权也没有了。

    

    

    

 

1 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2 《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3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17

 

4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5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17

 

6 吴丰培 曾国庆 《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 6162

 

7 《西藏自治区概况》,附件3,“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系统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8 吴丰培 曾国庆 《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 62

 

9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92

 

10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11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17

 

 

8、东方式关系

    

     今天,达赖喇嘛的海外流亡政府聘请西方人士担任他们的国际公法顾问,以国际法的标准,从历史上寻找西藏不曾隶属于中国的法律根据。西方学者也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清朝最强盛的时期,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从来没有形式化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条约或是其他和谈来确定双方的权力和义务”1。北京方面也养了一大群法律、历史等方面的专家,搜罗出许多类似《二十九条章程》那样的证据,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主权表现,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历史合法性。

    

     挑选出以上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国际法、法律根据、形式化、条约、权利和义务、合法性等,可以发现,双方运用的都是本来不属于东方历史的概念。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二者之间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的历史上。

    

     如果一定要用主权、宗主权的概念判断清代的中藏关系,我同意中国那时对西藏的控制更类似宗主权,而缺少主权性质。虽然西藏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在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或者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摆在重要位置。如前面引用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驻藏大臣尽可以威风凛凛地游行,西藏官员尽可以在出席场面时居于次要地位,甚至驻藏大臣可以拘押西藏头人,鞭打沿街的西藏百姓,然而在对西藏的实际统治中,驻藏大臣却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西藏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维持了实质上的独立。

    

     不过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反之,也许那正是当时的中藏双方所共同追求、双方都满意的、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

    

     不错,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有怨言,清朝皇帝也常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例如1788年和1791年两次廓尔喀侵略西藏,起因于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叛离西藏,唆使廓尔喀进藏抢劫札什伦布寺的财宝。当时西藏方面既没有向驻藏大臣通报沙玛尔巴的叛逃,廓尔喀第一次入侵后,达赖又自行允诺对廓尔喀赔银赎地,也不与驻藏大臣商量,后因付不起赔款引起了廓尔喀第二次入侵,清朝不得不兴师动众,把大兵派进西藏才算平息。这种劳民伤财使乾隆恼火,因此才严令整顿藏务,制定了《二十九条章程》,以加强控制西藏的外交与边防。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之间,只有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观与西方政治观的区别: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韩格理教授发现,历来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论说,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到当代政治历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无不是以得之于西方国家结构的概念,如科层制、世袭科层制、专制政体、独裁政体以及活动于其中的各种角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国家的属性。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常导致无法确认且误导的结果。根据韩氏的概括,西方的政治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集中化的权力观念和行政性的政治组织观念。在这里,政治权力基于意志,且由一象征性的中心向四方扩散,所谓‘行政科层制’即是由这种命令结构中产生的组织类型。上面提到的各种概念如科层制、官僚、统治者乃至于‘国家’,均是由这种关于政治组织及国家合法性的中心主义的观念导引出来。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组织里面,这些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权力并非产生于意志,服从亦非基于命令。韩氏认为,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是建立在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上面。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是由具有层级化排列的角色组合所构成,这些角色组织基本上自我维持,而没有与明显的命令结构相联系。”2

    

    

    

     后面几行的加重是我加的。我认为有助于帮助理解古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时中国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中国可以一直保持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古代中国不以政治共同体界定国家,只关注一家一姓的王朝,而王朝的合法性在于其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正朔,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3

    

     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于中国。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之归于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于‘四方’的细部,却不是古人的主要关怀。若必以西人说一不二的方式去检验,则古人的‘天下’是很难在地图上再现的。历代中国边疆的赢缩常以千里计,倘以西人以固定疆域为国家要素的概念衡之,则中国岂非要到近代许多卖国条约因割地而划定边界后才成其为‘国’?但对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 body of 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4

    

    

     对东西两种文化来说,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的,“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中国帝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5,却动辄以封疆裂土进行赏赐,一旦恼怒,远隔万里也可发兵讨伐,顺心时却什么都好说,亦或一时顾不过来,像宋太祖那样用镇纸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大渡河以西统统抛弃不要──“置于度外,存而不论”了。

    

     从国力上来讲,古代中国不是不能征服和控制周边的民族社会,而是没有必要。只要其不构成危害,符合“礼”的秩序──表示臣服就可以。古代中国的周边总是存在形形色色被朝廷认可的藩王,也经常分封诸侯。我想在清代的中国皇帝眼里,西藏就是这样一种角色。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统治方式,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

    

     中国皇帝最重视“礼”所确定的尊严──“唯此为大”。只要满足这个“大”,其他局部细节都可以模糊,或当作满足尊严的交换物。而中国周边那些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当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以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进一步居于统领地位,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停留在名义上,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上的独立。相反,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

    

     前面所讲的驻藏大臣的游行场面加上“然巴死亡”的故事,我想就是清代中国和西藏之关系的缩影。

    

 

 

1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01

 

2 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杂志1996年第9期,页49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94

 

4 葛佳渊 罗厚立,《“取法乎上”与“上下左右读书”》,《读书》19956月,页31

 

5 清雍正年间,越南与中国发生了四十里边地争执,雍正谕曰:“朕统御宇内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为朕之外藩,毫无所分别。”乾隆时期,甚至把英国来华使节称为外藩朝贡使臣,那时的地图也把西方国际(英、法、意)列入外夷朝贡国。(见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9、确立主权的互动

    

     也许可以说,人类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十九两个世纪,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全球扩张、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欧洲以外自成一体的每个封闭社会(包括中国和西藏),所有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基本都纳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不奇怪,维系和运行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必然是来自西方。既是同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观念与秩序,其他观念和秩序都需要变化。在下面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西藏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念与秩序,付出了惨败与耻辱的代价。中国比西藏更先一步尝到苦果。除非你有让人家服从你的实力,否则只有接受人家的规则。不改变就挨打──这就是国际“丛林”的规则。

    

     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按照西方标准对自己所做的改变。在那些改变中,除了被强迫进行的改变,还有把西方原则视为公理而自觉地追随。传统割裂、平衡丧失、文明冲突和社会震荡,还有转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国家在这种改变中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世界停留在十八世纪不变,上一章所描述的清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实惠──应该是一种在模糊状态下获得自然平衡的恰当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中国和西藏就不得不转换到新体系,按照新的规则调整相互关系,甚至需要用新的标准改写历史。可想而知,让中国接受主权观念,它就要对西藏实现明确的主权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权观念,它要的却是摆脱中国而独立。二者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模糊关系,不可能纳入必须明确界定的主权体系。因此,进入主权体系,中藏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对立的。

    

     按照主权的定义,西藏人可以认为自己一直拥有实质上的主权,它有符合独立国家定义的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要素,有独立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则以西藏历史上的臣服姿态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使延续长达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没有实质性权力,但其中具有的统治象征,却足以使北京产生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北京的王宫,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与近代主权概念画上等号。

    

     双方的这种对立,在主权体系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变得日益尖锐。传媒时代造成的民众参与,使得对立越发难以调和。可以说,中国和西藏迄今发生的一切,早在西方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起,就已经埋下了命定的劫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藏关系史,核心就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套用和调适,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冲突,奠定了中国与西藏当代关系的基础,延续到现在,并将一直延续到相当久远的未来。

    

    

10、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二十世纪初,在亚洲参与大争夺游戏的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和俄国。英—俄关系是问题的焦点。殖民南亚的英国与控制了远东、蒙古并已扩展到中国新疆的俄国之间,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们直接遭遇的缓冲地带。从避免龙虎斗的角度,两个大国愿意保持这种隔离。何况“天助西藏”,在那片广阔的高原上,实现控制和建立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成本,对两大帝国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对英国来说,莫不如承认当时软弱而几乎摇摇欲坠的中国对西藏具有宗主权,而和俄国达成双方都不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西藏的谅解。

    

     对于这一点,当时被派去西藏进行对外交涉的温宗尧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盖西藏者无独立资格,我不能保之,则属于英,而有害于俄之中亚细亚;属于俄,而有害于英之印度。两国必出死力以相争,而大局决裂,此两国所不愿也。”1

    

    

     温宗尧因此反对朝内防备英国或防备俄国孰先孰后的争论,认为当时形势是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经营的:

    

    

     “臣窃谓自我言之,则英、俄皆当防闭。自英、俄言之,则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国当趁此各有忌惮之时,急整理西藏内政,恢复主权……假使中国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权力,则英、俄方且赞助不遑”2

    

    

     中国迅速地行动起来。英军对拉萨的占领和其后西藏人在刺刀逼迫下签署的拉萨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也由此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历来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种东方式的关系维系西藏,则西藏无需日久就将彻底丧失。正如张荫棠所说:“及今不极力整顿,十年后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内外蒙古也从此多事矣”3,要防止这种丧失百万里国土的下场,就必须尽快在西藏建立起明确的、符合现代国际(西方)标准的主权。

    

     中国在和西方遭遇以来,处处挨打,接连惨败,早已失去了与西方直接对抗的勇气和信心。在其接受与实践西方的主权标准过程中,从来也只尝到耻辱的苦果。而这回在西藏,不用冒与西方直接对抗的风险,却可以有一次大刀阔斧伸张主权的实践,哪怕仅从释放中国统治集团和精英集团内心挫折感的角度,也有了足够的动力。所以,尽管那时的晚清王朝已经衰落到接近崩溃的边缘,却以回光返照的猛力,对西藏进行了中藏关系史上程度空前的一次主权实施,其锐意让西方世界也刮目相看。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这一次被委以整顿藏务的官员,大都有过在西方的经历。主持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条约的唐绍仪曾留学美国;赴藏钦差大臣张荫棠曾做过清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和驻西班牙的代办;新任驻藏大臣联豫曾出使欧洲;副大臣温宗尧也曾在香港上过学。

    

     一方面有上述英国和俄国的互相牵制,给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获得国际承认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唐绍仪、张荫棠等中国代表在外交谈判中力争,1906年在印度签定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改变了荣赫鹏1904年占领拉萨期间与藏人签定的条约。荣赫鹏的条约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在新条约里,英国重新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最高权力,并要求中国保证不许其他外国进入西藏4(这是英国承认中国宗主权的主要出发点)。一年以后,英国与俄国签定条约,要求彼此都不插手西藏事务,双方在条约中共同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5。以至荣赫鹏痛心地感叹:“吾人三年前取得之权利,今悉为俄方牺牲也。”6

    

     当时的情况有点像两个势均力敌的强盗,都不愿意让一件财宝落入对方手中,为了避免彼此拔刀相见,两败俱伤,宁愿承认财宝属于一个弱小的第三者。不过不管当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条约是西方对中国拥有西藏的正式认可,为后来中国全面统治西藏提供了国际公法方面的依据,其延续的影响至今仍然束缚着西方各国的官方政策,而不论他们在内心对西藏独立运动多么同情。

    

     中国坚决地改变了与西藏之间那种东方式的模糊关系。有泰之流以管不了藏人为理由,推脱自己对西藏所负的责任,虽然说的是实话,却实在是缺少主权意识,才能做如此可笑的推脱。主权就是要为所属领土和臣民发生的一切负责。只有管得了才叫主权,管不了从何而谈权。所以中国政府首先承担了荣赫鹏在拉萨条约中强迫西藏人所付的赔款。那笔赔款的名义是赔偿英军入侵西藏所花的军费,虽然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也没有中国方面在那个条约上签字,财政拮据的中国政府还是迫切地将那笔巨额赔款揽到自己帐上,并且要求一次付清。当时荣赫鹏要求西藏的赔款额为藏人决不可能担负的750万印度卢比,随后提出可分75年付清,每年10万卢比,在全部赔款付清以前,英国有权在西藏境内的春丕保持驻军,作为保证西藏交付赔款的抵押。后来,那笔赔款虽然被英国政府减到250万卢比,按照条约上的赔款进度,春丕仍需被英军占领25年。中国政府要求一次付清全部赔款,目的就在让英军立刻撤出西藏,免得其在天长日久的占领过程中实现对西藏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这正是荣赫鹏的目的之一)。经过中国代表反复交涉,极力坚持,最终达成了分三年付清赔款的协议。而且在交付赔款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想尽各种方法避免英国与西藏直接接触,以体现自己的主权。阅读对当年那些细节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那时已经按照西方的概念和规则,开始玩起外交场合的主权游戏,以至连讲究细节的西方人都感觉过于烦琐。同时,中国政府撤职查办了驻藏大臣有泰,对其手下多名官员及西藏本地官员也进行了严厉处罚,整个西藏为之震动。

    

     西方的大炮震醒了中国的统治者,使他们认识到“中央之国”以“藩属”方式治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列强环绕的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的基础建立在明确的边界划分上,边疆的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忽,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7。又如联豫所说:“在闭关自守之日,以中驭外,以腹制边,未尝不可图治。若值环海交通,与国邻接,隐施蚕食之谋,显逞虎耽之欲,则边地一日不安,即腹地一日不固。”8而稳定边疆,首先需要在边疆地区建立起符合国际准则的主权,原来那种与西藏之间的“接口”式关系,这时显然就是不够的了。

    

     社会由政权进行统治和管理。所谓主权,离开政权无从体现,掌握政权才能拥有主权。在以往中国与西藏的“接口”式关系中,西藏政权始终由西藏本地统治者(达赖或摄政)掌握,自成一体。理论上,只要西藏统治者服从,通过他们控制西藏政权和社会,也能实现主权控制。事实却证明,除非有极大的利益吸引或是强大的武力威慑,谁也不会甘心头顶还有更高的权力。即使在利益和威慑面前不得不表示臣服,他们也会以架空的方式,使其臣服只停留于名义,中国还是难以控制。所以晚清政府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则抓紧开始在西藏实行新政,目的就是要控制西藏政权。

    

     对西藏实行新政,清政府的一文一武两位要员是代表人物。文的是前面提过的张荫棠,武的是至今仍然名震川藏的赵尔丰。

    

     张荫棠是广东南海人,曾任清政府的外交官,两次中国与英国谈判藏事条约,他都是中方的主要代表。1906年到1908年之间,他被派到西藏整顿藏务。选择一外交官整顿藏务,此举反映了清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定位。张荫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到藏不久,朝廷擢升他为驻藏帮办大臣,他坚辞不受。他知道驻藏大臣在藏人中已失去威信,戴上那么一个帽子,对个人虽是升迁,却会“蹈常袭故,复为藏人所轻视,反致一事不能办……于大局无益而有害”9。可能他心里还有没说出口的理由,去做帮办大臣,上面还有一个为正的办事大臣,事事掣肘,关系难处,莫不如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严和自由,更有利于其在藏的使命。

    

     张荫棠进藏后,首先大刀阔斧地清除时弊,整肃吏治,参奏了驻藏大臣等一批贪官污吏,使其受到惩处。他在藏人心目中威信较高──他带进西藏的花种至今仍被藏人称为“张大人花”──此举为关键因素。老百姓喜欢“包公”式的清官,此乃不分民族的群众心理。其实张荫棠的治藏思想和措施,对当时的西藏实为颠覆性之威胁。张荫棠口才不错,他曾抱病到大昭寺给西藏僧俗官员演讲物竞天择之理与富国强兵之道,讲得听者感动流泪。他发布全藏的《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也写得恩威并重,选几段奇文共赏:

    

    

     “……西藏介居英俄两大国之间,因系中国属土,故英未敢吞并。如有奸臣进谗,或劝袒英,或劝袒俄,此皆可杀。或英俄行反间之计,劝尔背汉自立,归他保护,此系吞并之诡谋,切宜勿听。中国抚有西藏二百余年,未尝取西藏一文钱入中国,反为西藏糜费去数千百万。实念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大皇帝抚莫大之恩,尔子孙世世不可忘。”

    

     “西藏内力未充,不可轻开边衅,与人战争,自取灭亡,宜忍小忿以图自强。几事禀命大皇帝然后行,尔藏官平日亦要讲究万国交涉公法。……开埠办法,种种不同,必如何方能不失主权,而兴商利,稍有不慎,事权为人所牵制,而通商适成漏卮,商战之败,害尤烈于兵战。方今地球上万国交通,断无闭关绝市而可以立国之理。稍知时务者,当破除昔日禁民贸易之迂见,盖商务旺则其国富,国富然后可以筹饷制械而兵强,自然之理也。“

    

     “拉萨城破,达赖出奔,实为唐古特千年未有之奇辱。尔等宜将战败杀戮惨状绘为图画,悬诸三大寺门口,永远不忘此耻。勿谓今日和约可长恃,当常思念敌人猝来挑衅,长驱直进,尔等有何策以御之?知旧兵不可用,不能不改练洋操也;知旧枪不可用,不可不改制快炮也;粮饷不厚,不能得士卒之死力也;侦探不密,不能知敌军之内情,地图不精,营垒不能占形势也;测量不准,枪炮不能命中也。事前不能一一筹备,敌至复束手无策,尔等其熟筹方略以对……”

    

    

     张荫棠规划的治藏方案,核心可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概括:“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10。其具体措施,集中体现在他向朝廷上奏的“治藏十九条”中。了解中国的治藏历史,此十九条不可不读,故全文附录于后。

    

     仔细琢磨,你会发现,今天中共统治西藏的方法,仍在张荫棠的十九条里打转,甚至连具体到联络尼泊尔以制约印度,今天都照办不误。张荫棠在西藏的具体作为,这里无需罗列。他在西藏时间较短,仅有一年多。其作用主要在于筹划和倡导,当时付诸实施的并不多。他为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对西藏确立主权提供了政策基础。继他之后主持藏务的驻藏大臣联豫,虽然出于嫉妒而对张荫棠进行排挤,但是在推行收取西藏政权的治藏政策方面,两人实为一脉相承。联豫的作用是在张荫棠筹划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实施和推广。

    

     张荫棠和联豫在藏期间,正好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躲避英军连续五年流亡在外,造成藏人群龙无首,为中国人收取西藏政权提供了有利时机。他们清除西藏官员中的亲英派人士,重新任命噶伦等官员,改革政权体制和设立新的政府机构。联豫比张荫棠更进一步,力主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全藏政事,将全藏政权收至驻藏大臣衙门系统,而不再通过噶厦政府。还有比联豫更激进的主张,甚至提出把西藏改为中国一个行省,彻底结束藏人治藏的局面,以绝后患。

    

     当时若能做到西藏改省,张荫棠和联豫都不会不愿意,但是且不说能否克服藏人的反对,首先中国自身就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别说改省,连以驻藏大臣主管藏事的设想,都在很大程度上落空。

    

    

 

1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2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3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6

 

4 见“中英续定藏印条约”,《光绪条约》,卷八三,英约,页5-12

 

5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04-305

 

6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46

 

7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3

 

8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37

 

9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6

 

10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3

 

 

    

11、赵尔丰“改土归流”

    

     所谓的“康”,指包括今天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西北一角的横断山地区,是藏族三大地理区域之一及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由于地理相交,康区也是藏汉两民族交流比较密切的地区。历史上,康区主要由当地的世袭土司统治,个别地区间或由拉萨派官管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康区随拉萨对北京的离心倾向增加,也陷入多事状态,发生多次暴动,攻击清朝官员和西方传教士,烧毁天主教堂,连在巴塘主持屯垦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也被杀死。赵尔丰奉命带兵出征平定,从此开始了他对康区(中国当时称其为“川边”)藏事的经营。

    

     赵尔丰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汉军正蓝旗人,属较早为满人效力的汉人之系。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赵尔丰在四川为官时,曾镇压哥老会暴乱捕杀数千人,被称为“赵屠户”。他对康区也采用同样暴烈的手段,为了征服当地的土司和头人,杀人无数,打了不少恶仗。著名的战斗如打乡城桑披寺,其僧人将前往谈判的清朝官员剥成皮筒塞草悬挂。其寺地形险要,半年而攻不下,军粮断,赵尔丰与士兵同以草熬牛皮为食。当时他指挥切断桑披寺水源,一月后守寺藏人竟将三四斤活鱼扔出取笑,令全军毛骨悚然,漫山搜寻,后因一士兵偶然掉进土穴,才找到深埋于地下的输水管。桑披寺终破于断水。寺庙被焚,数百僧众遭屠杀。1

    

     平定叛乱之后,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当地世袭的土司,换成由清政府任命的、可以随时流动的外来满汉官员,消除土司割据的政体,纳入与中国内地一致的州县制政权体系。改土归流进一步激发了康区各地土司的反抗,赵尔丰治理川边六年,南征北战,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驱逐了拉萨派在康区的官员。

    

     阅读当年有关改土归流的旧档案,颇有趣,如被要求放弃土司权力的鱼科土司上书赵尔丰:

    

    

     “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于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后,小的亦随即呈缴。”

    

     赵批复如下:

    

     “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准如所请,至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后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后?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灵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2

    

     赵尔丰征服和改流的地区约计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府、所、州、县三十余处,后来建立西康省,由此得初具规模3。其后三十年在康地的汉官,无不得利于赵尔丰当年的余威。虽然西康省直到1928年民国时期才正式设立,但是赵尔丰经营川滇藏务时就已有此设想。他曾上奏“平康三策”4,第二策就是“改康地为行省”。第三策更进一步,“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5

    

     由于赵尔丰杀戮颇多,藏人(尤其是藏人上层)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1908年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等于把主要的西藏事务全部交给他管。因拉萨方面激烈反对,他实际未去拉萨上任。赵尔丰有残暴的一面,曾一次斩首逃兵七十余人,但是也有廉洁公正的一面,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以严惩。他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6。对他这种恩威并重,当年康区的普通藏人百姓颇多信服。他在辛亥革命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

    

     对清末西藏推行的新政,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不过从现代化的角度,那的确是西藏的第一次现代化输入。张荫棠、赵尔丰、联豫等人,除了对藏区进行收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西藏带来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架设河口钢桥;开办工厂;创设邮局;选派年轻藏人到内地学习工艺;在拉萨建立商品陈列所供藏人参观;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和巡警教练所,设步警和马警维持治安;赵尔丰在康区创办学堂六十多所,亲自为其编写课本;联豫在西藏各地也创办了二十多所新式学堂;还出版发行了藏文白话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印刷厂等。

    

     至今回头审视清末对西藏的新政,从中国的角度,为了纳入以主权为框架的国际体系,对西藏收权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不可不为。但是张荫棠、赵尔丰共犯一个通病,即在收权之外,还企图以汉文明改造藏人。张荫棠在西藏翻译散发小册子,向西藏老百姓灌输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提出“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他推行汉文教学,为此个人捐献五十两金砂、三百五十两银锭作为汉文考试优异的藏人学生之奖学金。他甚至提出“当喇嘛娶妻生子的听便,并可充任农工商兵诸业”,“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布施”。对此,藏官和喇嘛的回答是:“若照指示,听喇嘛自愿娶妻,黄教必定衰败,万难办理”。7赵尔丰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面还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不好,也要求改变。8

    

     对西藏收权,威胁的仅是原来掌权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即使遇到反抗,范围也有限。只要日子过得好(或至少不比原来坏),多数老百姓对到底由谁掌权并不真正关心。然而对西藏社会实行同化政策,就等于把冲突的对象扩展到全体百姓。歧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并强行其改变,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共同愤恨。一旦民众与民族上层站到一起进行反抗,收权和同化就可能都遭到失败,且由此播下的民族仇恨,也将长期难以化解。

    

    

    

 

1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6

 

2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24

 

3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2

 

4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记赵尔丰平康三策:“首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地皆倮倮,界连越西、宁远,诸番夷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产药材尤富。三边既定,则越  、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执奏报为言,以为炉城以西,皆属西藏辖地,每与交涉,理屈词穷,界限牵混,堂奥洞开;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川藏万里,近接英邻,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平康第三策也。”

 

5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5

 

6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9

 

7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2

 

8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5

 

 

12、西藏的选择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西方以主权标准对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的行动,中国的行动则刺激了西藏彻底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权力遭剥夺,对西藏统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别的利益都不能交换的。

    

     何况,日趋没落的晚清中国还能给西藏什么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寻求保护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从外交而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争端中连连蒙羞,连自保都困难,又如何可能保护西藏。经历了两次与英国交战的失败,西藏对这一点有切肤之痛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西藏的内政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最高权威的地位当时已经相当稳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1900年,俄国一支持有中国政府批准之护照的考察队在藏东察木多(昌都)地区琐图村受到藏人阻挡。中国护照不能说服藏人让路,用考察队首领科兹洛夫的话说:“射手比任何中国护照更可靠”1。在与藏人的冲突中,俄国人枪杀藏人21人,伤19人,焚烧房屋并掠夺马匹,然后毫无损伤地扬长而去。事件发生后,俄国人没受到任何处置,反被中国方面护送出境。而对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后是由清政府按每个死者八十两银子,每个伤者十六两银子,共付二千零三两银子就算了事。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在结案后写了一份奏折,仅看那份奏折2,已经足够理解藏人为何要抛弃中国另寻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势力在亚洲的迅速扩张,使原本仅为中国专有活动领域的西藏,处在了中、英、俄三个大国之间的三角地。中国不再是对西藏而言的唯一强者,且事实表明,中国远不如另两个大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于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由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他在1904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着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企图依靠俄国抵抗英国。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今天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1905年革命,举国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随之破灭。

    

     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他的宗教地位超过库伦的蒙古大喇嘛,后者被对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给达赖喇嘛,使其蒙受损失,于是库伦大喇嘛改变了开始对达赖喇嘛的欢迎,逐渐变得无礼,捣毁了达赖法座,还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3。世态炎凉令人寒心,连宗教领域也非净土。十三世达赖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他还是没有摆脱掉中国的控制。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他还有与清廷达成谅解的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于慈禧太后坚持要他见面时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是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清朝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清朝则需要表现自己对西藏的主权。西藏的政教合一使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须下跪。为了解决这个争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的时间拖后了半个月,最终的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内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屈辱是迫于没有民族前途的无奈,痛苦就会更深,也必然使他产生更强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时达赖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时间,极大地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

    

     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的自由和传统,包括达赖喇嘛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受到威胁,等于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慈禧与光绪一死,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

 

 

 

1 科兹洛夫,《蒙古和喀木》,莫斯科,1947年,页257-258

 

2 奴才裕钢跪奏:为琐图重案办理完结,请奖出力各员,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察木多所属琐图地方,前因俄人游历,番民被害日久案悬,经奴才于上年九月间奏明办理抚恤,免酿他衅。旋由外务部议奏饬藏派员速往抚办,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藏,钦遵办理。本年二月问奴才复将派员前赴该处日期,附片奏闻在案。自委员到琐图后,叠据禀报,会同察木多文武及番属呼图克图等传集该处被害番民家属等剀切晓渝,允为恤赏,毋滋他衅,初据各番民等声称,俄人从前游历至此,恃强焚杀,各番民等无辜遭害,至殒命二十一人,受伤十九人之多,当时因先奉有驻藏大臣层(屡)次晓谕保护俄人游历之文,嗣又奉谕,静候办理,是以不敢报复于前,甘心忍耐于后。乞今事将四载,各番民等流离困苦,不堪言状,总求委员代禀,必须俄人抵偿番民之命,赔出房产失物。若用大皇帝币银抚恤,番民等万不敢领等语,由委员等具禀前来。经奴才叠次批饬,竭力抚导,务今感戴天恩,毋任始终执迷去后。该番民等仍执前言,坚不肯领恤银。复经奴才行饬察木多仓储巴格桑荣垫约同乍丫呼图克图等同至该处劝导,并由委员等宣渝皇仁,择番民中之稍能领悟者,再四指说利害。直至本年八月,始据各番民等遵办,愿领恤银,当由委员等酌议,其被害一命者赏银八十两,计二十一命,共银一千六百八十两;受伤一名者赏银十六两,计受伤十九名,共银三百二十三两,合共恤赏银二千零三两,分别发给该被害家属人等承领取具,察木多呼图克图及各该民等切实夷结完案,并由呼图克图等呈进谢恩佛匣。请为代奏,禀报前来。奴才伏查此案事起交涉,肇酿番民多命,情节既属重大,办理甚难措手。奴才自光绪二十六年冬间,初据察木多文武禀报,即屡咨总理衙门、理藩院等处,商请办法,并由四川督臣叠次电达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往返咨商,迄难定案。中间尚有藏番生事,欲调三十九族地方番兵追往与俄人为难,亦经奴才开导了息。二十七年因传闻该处番民有停支大道差使之意。奴才复派文案委员知府何光樊轻骑减从,前往开导,幸而迁延三载,始获抚恤完案,实各番民等感戴皇仁,不敢始终与俄国为难,且恤银无多,事半功倍,初非奴才意料所及,幸赖皇上天威,竟得消洱巨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外交类,第182卷,第7号文件。

 

3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914

 

 

    

13、辛亥革命后的西藏独立

    

     前面提到过,张荫棠在其整顿藏务的初始就强调:“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其时中国对西藏唯一的威慑只剩用兵。随着达赖喇嘛即将回归,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四面受敌的驻藏大臣联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证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权力在西藏的有效性。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2000人的川军,在将军钟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达赖喇嘛深惧中国军队进藏的威胁,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从而又促使清廷命赵尔丰的军队为进藏川军增援护送,导致更多军队进入西藏。

    

     这是一个互动升级的过程。不仅仅限于军事冲突,还造成双方心理的对抗,反过来再影响政治局势。将十三世达赖与联豫之间的冲突做一归纳,可以看到这种互动升级形成一个链条,一直导向双方最终决裂。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时,川军还在路上,双方还没撕破脸皮,联豫率领下属出城迎接,达赖因为心中愤恨川军进藏,对联豫视若不见;联豫因此恼羞成怒,立刻寻衅报复,先是强说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没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达赖行李,开箱搜查。结果军火没有搜到,达赖的物品却丢失了不少;试想达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随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的回应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极宜防维”,请在进藏川军之外再增兵进藏;当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而逼近拉萨时,达赖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途中受藏人阻击又心生恨意,进拉萨后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于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于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1910221,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随后进入印度)。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1。正如荣赫鹏所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2达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

    

     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那一段时间与十三世达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记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的构想是按照不丹与英国签定的条约模式建立英藏关系,即将西藏的对外事务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由英国提供保护,而西藏保持内政方面的自治3。令达赖沮丧的是,英国拒绝了他的提议。贝尔是这样解释的:“就我们来说,去承担亚洲高原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是极端愚蠢的行为。”4为此,荣赫鹏深感不满: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尔、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辈之参加使节者,皆欲设法劝导藏人遵循寻常国际交往之惯例。今则达赖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员咸来投奔吾人,求吾人维持其直接交往之权利,求吾人派遣英国官吏,甚且携带军队前往拉萨,并求与印当局缔结联盟。此种变局,殆一切人类史上所仅见。百五十年来,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而我当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复之。前此为贯彻对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萨,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动输诚于我,而我反拒人于千里之外焉。”5

    

    

     后面将有专门一节讨论西藏高原建立防务的成本,显然贝尔的解释比荣赫鹏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实,即使英国当时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达赖继续他的努力,他在1911年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写的信,典型地表达了他那时的态度和选择:

    

    

    

     恩治广阔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启者。我西藏国与满清国之间仅属施主和福田之关系,并无领属关系。为了逐步灭掉我西藏国,诱惑藏民,企图夺取所有权力,伤害佛教,杀害僧侣,强夺财物,其虐待难以言表,这种践踏仍在继续。因此,无法与之保持近亲之关系。西藏之事全靠俄英两国缔结条约,方才维持到今日,现在西藏国全体君臣一致要求依靠两个大国实现独立。故此,本达赖喇嘛我启请大皇帝,两国即刻磋商,并向各大国宣传,给予援助,特别是满清方面包藏祸心,可能会冒认西藏为其领土,出兵滋事,望两个大国进行磋商,无论如何对实现独立给予坚决的支持和提携……6

    

    

    

     俄皇虽然回信表达了对西藏的爱护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为如此荒凉巨大的西藏承担责任过于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报,莫不如让中国继续它的宗主权,维持原有格局。为了对英国人表示俄国没有私下与藏人交易,俄皇还把达赖的信转给了英国,使达赖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国人面前极为尴尬。7

     

     清政府因为十三世达赖的出逃对他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置──革除其达赖名号,另选灵童重立达赖。这在宗教信仰者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一个世俗政权如何有资格决定谁该当神!但是中国统治者不在意这种逻辑矛盾。皇权在中国被视为最高权力。皇帝不拜佛,理论解释是“现世佛”不拜“未来佛”,皇帝本身就是佛。达赖喇嘛仅仅是菩萨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层观念,佛比菩萨的官大得多,废了他又如何!这种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在中国一脉相传,到中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这是后话。

    

     当时,甚至还有就此废除达赖制度的意见,如温宗尧在其奏折中建议:“达赖既革,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永废达赖之制,则番官各自树帜,而英俄无从牢笼。”8这种彻底废除达赖制的主张一直为一些中国人所坚持,中共内部至今有人认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误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抓住时机废除达赖,使其成为以后一系列西藏难题的根源。

    

     不过有一点是显见的,自川军进藏,达赖出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处境大为改观。联豫推行的新政与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后才得到落实。所谓“军至则改观矣,达赖革则屏息矣”9,中国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时期,却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荣赫鹏如此评说:“中政府锐意经营西藏,经营结果,使西藏政府徒拥虚名”10。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一时威慑的结果。中国仍然没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靠得还是西藏本地官员行使政府职能,也即二者依旧是“接口”关系,只不过此时的“接口”相对过去较为服从而已。

    

     只要还是“接口”关系,即使达到最理想状态——西藏方面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本质上也是蕴涵危机的。因为这种主权依赖的是一个并非能由主权自身把握的变数──即西藏“接口”的忠诚。只要西藏“接口”随时决定不那么百依百顺,或是脱离与北京的对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顿时可以成为虚有。

    

     当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够和敢于脱离中国,除了其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还得考虑北京的威慑。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面前尽管软弱无能,对西藏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威慑像一条“绳索”,把西藏与中国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直是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也是西藏分离势力从来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双方力量差距如此悬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赐”以外,几乎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中国。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个“天赐”是不期而至的。当他处于最为绝望的时刻,中国内地城市武昌的一次军队起义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连锁反应,史称辛亥革命。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革命党和保皇派纷争不已,群雄并起的军阀拥兵自立,划地割据。这种混乱不久就波及到中国的驻藏官员和军队之中。

    

     后人叙述那一段历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话,如“驻防西藏的汉族士兵起而拥护共和派”11,“驻藏川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2等,这种话写在书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实真相远非如此宏观和纯粹,甚至很委琐。考虑到类似情况在未来不是没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往事讲得细一些。

    

     当年入藏川军士兵皆从社会底层招募,多流氓无产者。其时四川民间社会有一基础广泛的江湖组织,人称哥老会,亦称袍哥。川军中哥老会势力极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会13。而军官多为学生,不善治军,无事时尚能维持局面,一有变局则必大权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首先军心动摇。据当时在西藏亲历整个过程的人记述,促使哗变的直接原因是川军炮队一个袍哥头子在联豫轿夫所开的饭馆内内发生口角,继而发展成群殴。联豫听信自己轿夫的一面之词,认为炮队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队的枪。炮队众兵正在疑惧之时,恰见联豫轿子往营地来,其实只是空轿路过,联豫不在轿内,炮队士兵却以为是来捕杀他们,遂即哗变14

    

     哗变后哥老会成为指挥核心和组织资源。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绑架联豫,由袍哥接管军队。然而他们没有政治路线,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议会,后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做回内地的盘缠。藏人一方面不敢不从,同时也盼着汉军早日离藏,宁愿花钱送瘟神。可是汉军得了钱又不走了,抱着非乱不能生财的心理,在拉萨趁火打劫。“皆思饱掠财物,掣之以归故乡,意在此而不在彼”15,“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资财,行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16。当时拉萨陷入混乱,枪声不断,“日未落路上无行人,居民一夜数惊”。汉人内部派别纷争,革命和保皇两副面孔翻来覆去,内讧不断。驻守江孜、日喀则、亚东的中国守军,也受拉萨局势的影响,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

    

     对汉人统治早有不满的西藏各地则趁机举事。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丧失斗志。后藏最早开战,当从江孜派出的救兵赶到时,被围汉军已将枪支卖给藏军,换取藏军网开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军也随之模仿,卖枪为旅费,自行离藏。清政府派驻江孜的官员皆先后擅自弃职,离开西藏。

    

     拉萨开战始于汉军攻打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当事者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拒绝为汉军调动支应乌拉17,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僧兵开枪打伤了汉军士兵18,但是都认为本不必以开战方式解决,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为色拉寺内金器甚多,汉军中有人企图借此机会抢掠。他们本以为大炮拉出去一摆,藏人就会屈服。没想到打了一天也没有攻下,参战军士无心苦战,纷纷溜走,连大炮都扔在外面没人管。结果藏军反倒包围汉人军营开始攻打。所谓响应革命的“议局”这时无人理事,物品也被众人哄抢一光。联豫和统帅钟颖重新掌权,处决了当初领头反叛者。此后联豫离藏,绕道印度回内地,钟颖担任主要指挥,带领汉人在藏人攻打和围困下坚守了八个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开展了全面驱赶中国人的独立战争。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视为地道的独立宣言: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漓,逃离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9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萨汉军,一时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拉萨所有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龟缩到军营中。藏人将他们严密围困,断绝其给养来源。当汉军知道不战再无生还希望时,才开始“死力抗拒”,连汉人百姓也加入了战斗。20

    

     从以后生还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见当时被困惨状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马已食尽,飞乌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不出战时,惟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21。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是北京对拉萨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22

    

     后来西藏的反叛扩展到康区,由于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于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西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捷,康区不久解危。川、滇两省军阀随之产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卫主权、解救拉萨守军之名,向北京要饷,准备进军西藏。

    

     在后人所编一本名为《民元藏事电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与地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来往电报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与云南争夺经营西藏之权利、以及北京政府进行调解的内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23。从这个比例中,足以见出那些当事者把心思用在什么地方24。不过不管军阀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对中国来讲,由内地军阀控制西藏怎么也比让西藏自立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当时的战况表明,即使国乱当头,但靠内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难以抵抗,并不需要中国以举国之力。然而当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平定康区、解了昌都之围后,准备长驱直入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连续急电所阻止。

    

     后人论定此举为袁世凯之卖国行为。当时民国新立,中国分裂为大小军阀的领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英国是西方领袖,世界最强国,而英国则以不承认袁世凯政府为威胁,不许中国进军西藏。这对袁政府的确是致命的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谁会把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真正作为出发点呢?

    

     川、滇军阀之所以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受北京制约,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需要军饷。进军西藏花费巨大,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为国家办事,国家当然应该负担一切费用。拿国家的钱,扩大自己的军队,占领新的地盘,这对军阀是名利双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随后又严檄禁止,这对已经动员起很大力量的四川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在四川与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国家的。当时的四川护都胡景伊给袁世凯的电报这样写:

    

    

     “……川边既靖,锐胜之师,不克占领要隘,扬威徼外,中道屯阻,战士咨嗟,远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战,尤足摧伤士气。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敌健卒,勇气百倍,人人具撼山摇岳之概,内地将士,亦莫不奋兴鼓舞,秣马厉兵,请效后劲。景伊虽蹇劣,并拟躬率精锐,资其臂助,洗马拉萨之滨,勒铭雪岭以外,定使藩服如旧。金瓯不缺,藏人绥辑,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实民国之庆。徒以条约牵掣,易客为主……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圉,必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25

    

    

     国务院的回电则重申禁止进藏:

    

    

     “……惟现在时局孔棘,财政困难,正如病夫,元气已伤,百孔千疮,尚须调摄,岂可竟忘远虑,轻启衅端。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致滋渔利……”26

    

    

     困守拉萨的中国驻军终未盼到援军,弹尽粮绝,最后组织敢死队,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印度取道回内地。收缴武器时,连身带小刀、牙签均被没收;出藏途中西藏当局传谕百姓不卖汉人食物;英国官员则率队押解出藏汉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27。回国后,统帅钟颖在北京被处死,内中情由复杂,这里不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历尽了多年挫折和绝望之后,终于实现了彻底摆脱中国人的目标。他明智地认识到,“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28。然而多数藏人则把中国革命解释为报应──“中国军队侵占拉萨一年半以后,中国就爆发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为什么?因为它虐待宗教领袖达赖喇嘛”29

    

    

    

 

1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72-76

 

2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97

 

3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4123

 

4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23-124

 

5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97

 

6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919-920

 

7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5

 

8《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9《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10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74

 

11 节昂列夫,《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3

 

12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页64

 

13 当年川军管带陈渠珍在其所著《艽野尘梦》一书记录如下情节:

    “适驻春多排长王雨膏,因处罚兵士稍失当,哥老会即在郊外‘传堂’,罚之跪。其执行首领,一正目也。长绮自喇嘛寺楼上瞥见,而不解其何故,使春林查之。春林以哥老会规告。长绮大怒,曰:‘排长处罚一士兵,而正目挟哥老会之力,竟可使排长长跪,尚成何军队耶!’乃严核哥老会组织,及其首领姓名,乃知官兵入会者,已占全军百分之九十五。”

 

14 见周恒昌等46名前驻藏军官所写《藏乱纪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3-154

 

15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63

 

16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

 

17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4

 

18 见袁铄等20名前驻藏军官所写《藏事陈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46

 

19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页240

 

20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6

 

21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8130

 

22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39

 

23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 摘录其中滇军前线总指挥殷承献(左王右献)骂川军以泄愤的电报,可以感觉当时的气氛:

     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云南蔡都督、打箭炉尹都督、各省议会、各报馆钧鉴:滇川军情暨藏中危像,已叠电呈请滇都督报国务(院)有案矣。奉复,饬滇军暂驻盐井,又奉饬撤还滇境。尹督复电至,谓滇军踵至,无地可容,险窘不测等语。伏思滇以边瘠之区,本属自顾不暇,迭承大命,促令西征,而求救之文又急于星火,我都督情不得已,始选将出师,三月以来,虽兵不行而损失已巨,事方得手,忽饬驻井,忽饬还滇,承献甲胄一身,本可应机作息,而数千健儿,分道驰出,一瞬千里,何能操纵自如。在承献号令不一,既已大失军心,在钧院朝令夕更,亦恐有妨军政。进既不可,退又不能,狼狈之间,责言交至,自言及此,亦难堪矣。夫寥廓无限,幕天席地者,此万里乌斯也,驱川同胞七千万众以实之,不过恒河之一沙,太仓之一粟耳。川滇两军共为数千,何所谓不能容者。此可以觇川人之器,见尹督之量矣。前清康乾时,大军入藏,一驻西宁,一驻青海,一驻昌都,一驻霍耳,如尹督所言,四军会集,不知如何险窘,更不知何以能容三藏以外别有所以处之乎!浮夸之言,亦无辩驳之价值。不知究竟川军现发若干人,占领若干地,何时克复巴、里,何时直抵拉萨,尚希明确指示,破我晕盲。否将别命上将,立统六师,风迅雷励,荡平乌斯,此上略也。不然则划分区域,明定权限,申命愤勉,有志之某某省,明出间攻,分道合击,此中略也。再不然则令近藏各省,相机殖边,以防为剿,以屯为守,观衅而动,进退裕如,此下略也……转瞬沉沦,莫如先发大命,饬滇班师,将来亡藏史上,若挂有西征滇军之一姓一字,滇车虽死,不为雄鬼,以夺其魂,亦为厉鬼,以击其脑。皇天后土,共鉴斯言。殷承献叩。梗(二十二日)印。(《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8。)

 

25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6

 

26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84

 

27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31

 

28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5

 

29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7

 

 

14、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维持38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这种状况使西藏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从而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完全独立。以往西藏虽然可以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上的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处处掣肘。那四十年的独立却是彻底的,顶多与民国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根据。

    

     不仅如此,中国的内乱还使西藏能够以武力收复昌都、德格等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边界大大地向东推进。固然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及藏军从英国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不过最大原因还是应该归于中国内地的动荡。当年指挥川军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权力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监狱,新起的四川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藏军围困昌都时,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却因为与彭素有矛盾,坐视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军俘虏,最终客死西藏。随后英国人又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了藏军胜利后的汉藏边界。

    

     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民族灾难的考验和流亡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在驱赶汉人获得独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西藏的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他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西藏社会在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现代化的启蒙。西藏取得的成绩致使英国最终“担心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从而拒绝向西藏继续出售武器。1

    

     如果英国人真有这种担心,那是过于夸张了。以中国的几亿人口对西藏的一二百万人,西藏再强又能强到哪去?即使在民国只能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的地方军阀,就牵扯了西藏大部分军力。这个事实甚至主导了当时的西藏政治和外交。举例说,1920年西藏和尼泊尔发生争执,尼泊尔威胁要进攻西藏,由于西藏军队都用于防卫中藏边界,不敢调回对付尼泊尔,就不得不屈服于尼泊尔的压力2

    

     西藏历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决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维持防卫中藏边界的军队,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中国逐步被蒋介石统一,西藏还需要进一步扩军以增强抵抗中国的实力。这些原因使十三世达赖不得不做出西藏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向寺庙征税。虽然此前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已经存在矛盾,但是并不到决裂程度。历史上班禅喇嘛统治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仅拥有大片庄园,还管辖着十多个宗(相当于县)。班禅自成体系,自己收税自己花,从不向拉萨上交。达赖的新税令规定班禅领地以后要担负西藏四分之一的军费开支,这引起班禅的强烈不满。随着矛盾尖锐,最终发展到九世班禅于1923年底逃亡中国,投奔民国政府,从此成为西藏“亲汉派”的领袖及十三世达赖的终生敌手。

    

     为扩军备战而增加税赋,不仅导致了班禅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侣和贵族阶级。他们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当需要他们为与中国的对抗付代价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不满之心了。尤其危险的是,要具备与中国对抗的实力,需要使军队走向现代化,由此必然产生对西藏传统秩序的挑战。在其他阶级都要为与中国对抗付代价时,最大的得益者只有军队。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们是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有现代知识和团体精神,致力于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并往往把西藏传统视为导致西藏落后的原因。他们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军事力量保证,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他们羡慕并在生活中效仿英国人,衣着西服革履,见面握手,打网球和马球。军队口令用英语,奏乐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王”3。某种程度上,他们内部的思想认同和团结已经具有了革新党派的味道,因此对西藏传统政治而言成为十分危险的力量。喇嘛们不能容忍其世袭权威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西藏作为举世无双的佛国,最需要保护的首先是宗教的无上地位,否则,以削弱宗教为代价,保卫的是一个堕落为世俗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能不考虑。虽然他深知军队对保证他的世俗权力及对抗中国的作用,但他同样不能容忍任何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因为他自己的世俗权力之源头,就在宗教。

    

     随着羽翼逐渐丰满,西藏的军事集团开始把改革矛头对准达赖喇嘛。他们私下串联,签定盟约,企图让达赖放弃世俗权力,只充当宗教方面的精神领袖,从而改变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体制。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十三世达赖随即将那些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军官解职。出于避免遭到反抗的考虑,解职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几位军官被免职是因为他们按照英国人的发式剪发。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决心削弱军队,并使西藏从现代化的进程退却。4

    

     这个转折也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对外政策的变化。他发现依附英国并不仅仅是找个靠山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前者在关键时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国从没打算为西藏与中国开战或为西藏担负防务开支,后者却对西藏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颠覆性威胁。相比之下,具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从现实考虑,自从改革派军官被解职,西藏军队就开始滑向衰落。1931年藏军与中国军队在康区和青海发生战争,结果遭到惨败,西藏丢失了不少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使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强。如果在削弱军队的同时,还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对抗,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失败。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开始在中国与英国之间玩起平衡游戏。

    

     中国人后来常常引用十三世达赖的几句话,说明他“拥护祖国统一”。一是他在1920年对甘肃地方政府的几个进藏代表所说:“余亲英非出于本心,因钦差(指联豫──作者)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势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5一是1930年他在拉萨接见国民党政府一名藏汉混血的女职员时所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以虚与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就西藏与中国在康区的领土之争,他表示:“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6暂且不说记载这些话的都是负有使命的中方人员,他们的记载是否准确,是否为了表现自己功绩而有意夸张和附会,即使十三世达赖真这样说了,就能断定是他的心里话吗?他既然可以对英国人“以虚与之周旋”,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也用同样手法呢?说几句好听话不算难事,就像他对英国人“未予以分厘权利”一样,中国又何尝得到了什么?以口头几句话就断定说话者的内心,不但与政治领域的规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过于天真。

    

     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而谈不上什么“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描述过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7。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8,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岁。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1934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1912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

    

     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一、 马队三十骑;

     二、 仪仗全副;

     三、 军乐队一班;

     四、 僧俗官四员领导;

     五、 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于前,四人肩舁;

     六、 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

     七、 专使乘大轿;

     八、 全体职员乘马;

     九、 卫士十人。9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于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

     一、 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 西藏服从中央。

 

     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

     一、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

     二、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

     (一)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

     (二)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

     (三)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

     (四)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10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后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11,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后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

    

     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下一世达赖长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长的真空。九世班禅喇嘛自1923年逃离西藏后一直由中国政府供养,如果他能在此时返回西藏,无疑有利于中国对西藏发挥影响。西藏及青康地区的藏人当时掀起要求班禅回藏的呼声。而西藏政府担心班禅返藏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增强西藏的亲汉势力,口头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实际上层层设置障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在中国面前,急于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可以给中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禅的请求下”动用武力,在把班禅送回西藏的同时重新控制西藏。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国一直反对班禅返藏,更不会容忍中国对西藏用武。民国外交部立刻对派兵护送班禅返藏的方案提出异议,强调“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12。国民政府只好暂且放弃经营西藏,全力对付日本人的进攻。19378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漂泊中国内地十五年、处心积虑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受此打击,三个月后即与世长辞,年仅55岁。

    

     因为班禅进藏问题陷入僵局的中藏关系由于班禅去世有所缓解。接替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借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际再度以中央大员身份进藏。他对西藏采取了从感情入手进行笼络的做法,为此礼品就带了三百多驮,给达赖个人的礼品得八十多人抬。吴忠信的随员朱少逸记载,给达赖的礼品内有:

    

     “赤金纪念章一枚,重约三两;金字银屏四扇,长均五尺,宽二尺;纹银浮图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许;纹银果盒一,径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粒皆大如拇指;绿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挂屏四扇,技巧绝伦;余如湘绣屏画、景泰蓝器、细瓷餐具、金丝地毯,以及各色绸缎呢绒、粗细茶叶,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余件,纯系国产名贵之品,价值在十万圆以上,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13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馈赠。西藏三大喇嘛寺上万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给藏银七两五钱,吴忠信自称“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而每人所得之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14。他还带去一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在拉萨大行医道,妙手回春,“活人无算”,治愈的病人包括达官显贵乃至活佛,同行者为此赠诗:“佛能活人难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15,与共产党后来在西藏搞“统战”的手法如出一辙。

    

     然而所谓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统治者收下厚礼,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则,甚至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之前见一见转世灵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吴忠信以带团离藏为要挟,才取得藏方妥协。随后又在坐床典礼的座位排列上发生争执。最后是照驻藏大臣旧例给吴忠信安排的座位,这即被视作体现中国主权的重大胜利,为以后中国人多次援引。殊不知仅把主权体现在这点小事上,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主权的虚假与无奈。

    

     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历来被中国史界评价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吴忠信进藏时热振对其态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实际问题,都圆滑地推托。使吴忠信进藏基本未取得实际成果。在吴忠信的亲笔记载中,热振对民国政府要求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生误会。(二)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与西藏问题之开展,不无顾虑。(三)按照十三辈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复命,本人在此当再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16

    

    

     其圆滑程度,可以略见。热振真正表现出“亲汉”是在与其后任摄政达札进行权力斗争处于下风之时。那时他的代表向民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求中央下令要达札交权;二、借款二十万元作为帮助热振复出的活动经费;三、如果前两项不成功,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援,迫使达札交权17。所以,亲汉不亲汉,关键在有用没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是自作多情。

    

    

 

1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85

 

2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85

 

3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44

 

4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134-140

 

5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见《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35

 

6 刘曼卿《康藏轺征》,见《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50

 

7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348

 

8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2

 

9 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19-320

 

10 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8

 

11 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43

 

12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49

 

13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82-83

 

14 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44

 

15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95

 

16 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4

 

17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6

 

 

15、西藏错失时机

    

     1949年中国又面临政权崩溃。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的担忧。一位西藏的贵族官员后来回顾说:“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1

    

     同时,噶厦政府认识到,这是自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他们找了一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的借口──清肃共产党,逻辑却颇为牵强:汉人中有共产党,将来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共产党皆秘密工作者,隐藏甚深,无法区分辨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

    

     19497月,藏政府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在藏汉人没有军队和武器)。噶厦为汉人举行了宴会和送别仪式,然后分批将所有汉人在藏军押送下送至印度,驱离西藏。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国民党政权那时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几句软弱的口头表态,不可能做出实质性回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权机器瓦解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希武回忆,他在19497916时,用备用电台把噶厦驱汉的消息以“十万火急”之等级发往重庆总台,第二天上午10点又与重庆总台再次通报,并收到对方的收妥凭证 2。然而国民党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21才得知西藏驱汉,那时汉人官员已经全部离开拉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则拖到88才回电噶厦表示抗议。3

    

     西藏从本世纪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么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于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四十年。然而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伏笔,最终是祸是福要在时间进程中逐步显现。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地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它无力对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咬文嚼字,坚持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在任何涉及到西藏问题的文件上进行字面上的坚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认真。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它们满足于当时的现实──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把西藏当作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是后来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乱的来源之一)。

    

     当时的西藏却没有从东方式的思维转变。正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和中国人争论那些口头概念。查尔斯·贝尔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进入国际社会的理由。十三世达赖这样解释:

    

    

     “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驻代表,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也可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代表和旅游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我们的风俗习惯往往与欧美不同,而我们又不希望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有可能来西藏,企图传播基督教,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宗教唱反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4

    

    

     当历史为我们拉开距离,回头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西藏在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期间,充分利用中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积极进入国际社会,争取确立西藏独立主权的合法地位,后来共产党中国占领西藏时,西藏就不会落入那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西藏未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

    

     直到共产党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国外求援。当西藏特使以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根据,说明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西藏是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活动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西藏特使的态度很不客气,他批评西藏人说:

    

    

     “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关于独立的)事情时,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得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5

    

    

     尼赫鲁何尝不希望西藏独立而获得一块与中国(尤其是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缓冲区,但是他只能一针见血地告诉西藏人,以国际法验证,没有充足的理认为西藏是独立的。

    

     确实,历史应当以事实为主要根据,但是主权概念却首先是在法的意义上存在。法的基础就是那些看似虚的允诺和表态。因此,不管中国过去是否实际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义上却难以剥夺它对西藏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从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难以把西藏与中国割裂开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闭,无形中帮助固化了一种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格局,成为主张西藏独立的人难以跨越的障碍。

    

     而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中,还以一种标榜口气描述自己的封闭:

    

    

     “数百年来,西藏人长期在远离尘世的高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臣服于世所公认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统治,接受他所赐与的福泽恩惠……作为一个献身佛教教义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他们凭藉自己所处的地理天险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6

    

    

     今天,西藏人认识到了那时的错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这样说:“1950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在1950年代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给摆平。”7

    

     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采访时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8

    

 

 

 

1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630

 

2 常希武,《“驱汉事件”前后见闻》,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七》,民族出版社,1995年,页46

 

3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80

 

4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349

 

5 夏格巴,《西藏史》第2卷,载《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696

 

6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36

 

7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9-40

 

8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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